陆建德:伏尔泰的椰子——兼评普世理想

       上帝啊,我真的热爱英国人。如果我不是爱他们更甚于法国人,愿上帝惩罚我!
                                                                               ——伏尔泰



       1726年5月,在国内不断惹祸的伏尔泰渡海进泰晤士河口,在格林尼治踏上英国国土。他与曾流亡法国的英国托利党政治家博林布鲁克相识,又持有当时英国驻法大使的介绍信,抵英后结交了不少名流与文人。伏尔泰两年多的旅英生活以及后来写下的有关英国的文字使他得到"亲英"的名声。他究竟赞赏英国社会的哪些方面?
       也许英国人对商业的开明态度使他感佩。1733年,他在《奥赛罗》剧情的启发下创作了悲剧《扎伊尔》,并把它题赠给招待过他的英国商人福克纳。他在献词上写道:
       我把这部悲剧题赠给你,有如我题赠给同国的文人和知交一样。......同时我能够很高兴地告诉我的国人,你们用何种目光看待商人,在英国,对于光耀国家的职业,大家知道尊重。
       同年问世的英文版《关于英国的通信》(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 法文版Lettres Philosophiques 晚一年出版) 里有一封信专论商业。伏尔泰发现,"商业已使英国的公民富裕起来了,而且还帮助他们获得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又转过来扩张了商业;国家的威望就从这些方面形成壮大了。"看来商业的发达是与财产自由、人身自由和法治的精神相辅相成的。数十年后,伏尔泰在《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1771)"政府"条目第六节说到英国法律时突然发问:"为什么别的国家不采取这些法律呢?这样是否等于问为什么椰子在印度能成熟,在罗马就不会?"他本人对答案并非十分肯定,因而承认,英国法律有时难以奏效,产生这些法律需要时间,再说别国的仿效也未必成功。但是他的提议毫不含糊:这英国法律的椰子全世界都不妨"试种一下"。




       伏尔泰的椰子是"理性"十字军征讨的战旗,它是启蒙哲学普世主义的特产,也是一本好书的题目。伏尔泰以及其他一些欧陆人士与英国的因缘、纠葛和嫌怨是伊恩•布鲁马《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1999)一书的主要话题。友人于2000年夏天访游英伦,布鲁马先生以此书相赠,笔者先睹为快。这位布鲁马先生1950年生于荷兰海牙,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英国人(外公外婆又是移居英国的德国犹太人),从小便有英国情结。英国是很多体育项目的发祥地,而板球是最能代表英格兰的运动。布鲁马年幼时就加入了海牙板球俱乐部,也许是不自觉地借以获取一种文化身份的象征。俱乐部成员用黄黑两色的领带,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的丝质领带和羊毛长围巾,也是同样的颜色,成为他的最爱。那是一个以符号划定小圈子的复杂世界,聪明但又十分势利的海牙少年通过衣着用品和独特的色彩搭配"形塑"出英国味道十足的自我来。布鲁马在莱登大学攻读中文后赴东京研究日本电影,后来相继当《远东经济评论》和亲撒切尔的《旁观者》杂志记者,现任美国巴德学院(位于哈德逊河畔,离纽约不远)"人权与新闻学"讲席教授,常为《纽约书评》撰稿,该刊评哈金(金雪飞笔名)得奖小说《等待》的文章就是他写的。 布鲁马还受爱德华•萨伊德启发,与人合著了《西方主义》(2004)一书,专门讲述西方如何在它敌人的笔下被程式化。
       《伏尔泰的椰子》共十五章,第一章《丘吉尔的雪茄》带出作者的童年经历,纷纷登场的人物除了作者的一个个犹太先祖,还有伏尔泰、歌德、马志尼、赫尔岑、马克思、犹太复国运动的开山西奥多•赫茨尔、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夏尔•莫拉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德王威廉二世、德裔英国艺术史家佩夫斯纳(皇皇五十卷《英格兰建筑》的编撰者)、经济学家哈耶克等等,全书以"最后一个英国人"以赛亚•伯林作结。书中既有欧洲旅英人士对英国的评论,又有莎士比亚、托马斯•阿诺德博士(19世纪拉格比公学的校长、《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一书作者马修•阿诺德之父)和名演员莱斯利•霍华德等英国人在欧陆的影响。书中不少内容涉及英国的习俗与法律,都是长中国读者见识的。作者征引宏富,夹叙夹议,自嘲中屡有新见。他指出,英国迷心目中的英国往往只是想像的产品,有了这句话,落笔就进退自如。




       让我们先来看看伏尔泰如何"重商"。伏尔泰爱财,甚至贪财,他的商业头脑几乎发展为品德上的污点,绝非其他启蒙哲学家能比。他在1728年年底光景悄悄离开英国,原因不便深究。爱惹祸的未必尽英雄。1750年的伏尔泰已经屡次卷入丑闻,又为得不到路易十五宫廷礼遇暗暗苦恼,于是以56岁的高龄投奔普鲁士王腓特烈二世,做起廷臣来 。他赶到柏林不久就搭上一位犹太人共谋发财之道,布姆斯伯里团体中的传记作家利顿•斯特雷奇说他"已有万贯家财,还抵挡不住一笔非法证券交易的诱惑"。 后来两位合伙人失和,不得不打官司,犹太人输了,不过伏尔泰却有发假誓、伪造文件的嫌疑。他在宫中的形象也可想而知。撇开个人性格弱点不谈,伏尔泰陈说商业的好处是对法国的现状而言,在他看来,英国勤劳的商人当然要比法国纨绔子弟和"在假发上敷粉"的贵族有用得多;再说经商致富也松动了英国的阶级结构,成功的商人能进入议会,成为社会的立法者。前面提及的商人福克纳后来荣任英国驻土耳其大使,这是英国社会开放性的见证,但是他何以能得到这一职位?
       伏尔泰旅居英国时正值博林布鲁克的政敌、辉格党党魁罗伯特•沃尔波尔主持国务,政治法度远不像他所写的那样清明。沃尔波尔知深有术,权变锋出,他与王室豪门形成财阀统治,腐败趋于制度化。在伏尔泰抵英那年,《格列佛游记》问世,斯威夫特在书中把阿谀逢迎之术比为在宫廷里的绳子上跳舞,谁有这罕见的本事,谁就能赢得赏赐。当时的官职爵位是利益的交易,受到博林布鲁克的一次次猛烈抨击。然而对贩官鬻爵的腐败行为,布鲁马却以新自由主义的"宽容''写道:"地位和政治权力是流动的商品,从理论上说,而且实际上也往往如此,它们对那些出得起钱购买的人而言是开放的。"他说的是18世纪和19世纪,动词用的是过去式,但从全书倾向来判断,他对这现象叹羡不置,因为它所反映的恰恰是所谓自然法则或自由(而非民主)宪章的本质。
       盛赞商业的好处确实是18世纪初英国的特色。那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时代,笛福本人和他小说里那些充满活力的"创业者"不愧为时代的镜子。海外的机会展示了美好的新世界。散文家艾迪生171 1年在《旁观者》日刊(第69期)的一篇文章里把伦敦交易所描写成"世界公民"友好交往的场所,他说英国不必扩展疆域就能以贸易为手段"增添一个帝国"。同一年,前途无限的南海公司成立,但就是这家公司,九年后暴露了过度的投机行为对社会整体的危害。
       由于少数骗子(包括高官)的操纵和四处弥漫的歇斯底里发财心态,南海公司的股票行市在1720年头八个月如同泡沫般越吹越大,泡沫破灭后股价狂泻,很多投资者损失巨大,有地产的郡中世家甚至不得不变卖不动产。剧作家约翰•盖依(他的《乞丐的歌剧》在1727年上演前送伏尔泰过目)在这次事件中也大伤元气,他在《寓言诗》抱怨说:"骄傲的无赖分享南海的牺牲者,一天功夫像蘑菇般疯长。" 1720年年底,斯威夫特创作讽刺诗《泡沫》,他把南海公司的董事们比为口中不断叫"变!"的魔术师、吞食大鱼小鱼的鲸鱼、专在礁岩上抢夺沉船物资的"野蛮的一族"。整整一百年后,兰姆还在回忆南海公司的散文 里提到当年"专吃公司账簿自肥的蠹虫"。英国政府见公众利益受损,迅速立案调查,继而严办涉案人员。史学家吉朋的祖父是南海公司董事之一,他被课以相当于他资产十分之九以上的罚金。议会还在1721年通过《泡沫法》,法案规定,新的合股公司非经特准不得成立。该法案一个世纪后才被废除,虽然对老牌公司不起作用,但多少使那些想通过非法集资来聚敛财产的人不能得逞,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英国政府近三百年前所体现出来的断然整顿市场的决心和保护普通投资者的能力,今天读来依然是让人感叹不已的。
       商业给英国带来繁荣,在国际上却引起了争端。英国18世纪的战争大都具有商业目的,和约中往往有商业条款,如西班牙王位战(1701-1713)后签订的《乌得勒支和约》规定英国享有往西属美洲贩运黑奴的特权(拟定条约有博林布鲁克的功劳)。商业未必就是"理性"的祝福,伏尔泰见不及此,情有可原。他介绍英国,吹捧英国,为的是针砭法国的时弊,他的英国情结是为他的法国理想而生。英国在《哲学通信》里有时几乎像《老实人》中的黄金国。伏尔泰在第八封信里竟然表示,英国人爱护自己的自由,也爱护别人的自由;英国与路易十四作战不是要征服他人,而是要阻止人家来征服自由,"没有什么其他企图"。这些幼稚的语言太刺眼,被伏尔泰自己删去,不见于1739年以后的版本。
       《哲学通信》编注者莱蒙•那芙(Raymond Naves)指出:"伏尔泰把那些骑士道德送给英国人,而这两大党(指托利党和辉格党)都不欢迎这些道德。"还是让19世纪英国自由党创始人之一帕麦斯顿来给伏尔泰上一堂国际关系启蒙课,这位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政治家无法忍受空洞美丽的辞藻,他说:"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的、永久的利益,我们应当以这种利益为指针。"




       布鲁马引述了很多现在难以见到的有关英国的评论,他将焦点集中在"重商主义"、"贸易"、"自由"几个词汇上,一条连贯的脉络渐渐凸现。他在伏尔泰的英国、19世纪主张放任政策的曼彻斯特学派(自由派一支)、哈耶克的经济自由观和撒切尔夫人之间勾画出一条传统之线,并以此作为英国文化的主线。他还用了不少心思把英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比为一对双胞胎,亲英就是亲美,反美等于反英 ;20世纪对美国商业精神和物质主义的鄙视乃是19世纪(如歌德、海涅等欧陆人士)对英国市侩的批判的翻版。以生花之笔(例如"盎格鲁-撒克逊价值观"之类的模糊表述)淡化英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在强调两国"特殊关系"的时候自有其地缘政治的需要。作者请伏尔泰为中介来完成自由观念跨越大西洋的传承。1778年伏尔泰回到阔别28年的巴黎,富兰克林请他为自己八岁的孙子祝福,伏尔泰用英文说了"God and Liberty"(上帝与自由)。作者言简意赅地归纳道:"种子已经播下了。"这是什么种子?英国式的自由经伏尔泰倡导在美洲生根开花?当时已宣布独立的北美各州还在与英国交战,富兰克林出使法国的任务是尽可能从波旁王朝的"旧制度"得到足够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来打败"自由的"英国。这场战争是典型的利益之战。
       "历史学终究只是我们对死人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罢了。"留下这句名言的伏尔泰本人也会不幸成为后人玩弄的对象,随叫随到的传声筒。伏尔泰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推崇混合政体,他欣赏英国的政体,因为"英国政府保存了专制政体中有用的部分和一个共和国所必需的部分"。后世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代议制是他无法设想的。他崇拜路易十四这位"有意为善的专制君王",并称路易十四对文化艺术的奖挹为"不朽盛业"。 他对英国的复杂性慢慢有所察觉,诚如那芙所言,他不是要用一个有缺点的(英国)文化来替代另一个可能有优点的(法国)文化。1745年法军在丰特努瓦战役大败英军,身为宫廷史官的伏尔泰还写了颂歌。伏尔泰是天才,而天才有好几个不同面目,像孩子一般善变。除了英国法律外,伏尔泰还对中国儒家文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称中国的"伦理道德和治国之道天下首屈一指",把他引为外援倒是大可不必的。
       在某种程度上伏尔泰是布鲁马的外援。他被打扮为早期资本主义的旗手,商业精神和自由理念的吹鼓手,变得与他的同时代人、那位从荷兰移居英国的曼德维尔医生最为相近。曼德维尔在《蜜蜂寓言》一书里提出追逐私利乃公共利益的保障,这妙论在两百多年后依然深得某些怀旧者之心。哈耶克理想中反对任何形式中央集权的 "自由社会"在二战后欧美各国看来都是乌托邦,社会福利的推行、政府开支的相应增长和统筹全球的环保协议的实施已不可能彻底逆转。在国际组织会议上和贸易谈判中,反复强调的劳工权利和环境标准不是市场的产物,而是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干预经济的结果。布鲁马支持欧盟,也主张英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欧洲事务,但他在书中不放过敲打德国的机会,因为德国对现代世界的重大贡献(如福利社会的理念以及对政府功能的理解)有悖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则。




       不同的人在发明不同的英国。伏尔泰赞赏的英国是斯威夫特、蒲柏和菲尔丁嘲骂的英国,曼彻斯特学派看重的英国是卡莱尔、纽曼、罗斯金、阿诺德和莫里斯等维多利亚时期文化巨人痛斥的英国。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枭首的罗兰夫人临死前感叹:"自由啊,多少罪行假汝之名以行!"我们还可以在"自由"后面加上"贸易"一词。现在,即使是自由派史学家也认识到,19世纪的"自由贸易"直接引发的一些"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不是偶发的地方危机,它们是深思熟虑的、一贯的政策的必然结果。王尔德在19世纪末说,曼彻斯特学派"把美好的世界降为买卖双方的市场,他们求助于人类最低级的本能,他们失败了,战争迭起"。假如换一个中国的视角,我们又会发现,一位沉浸于19世纪英国文化的中国人用教义问答的形式将英国非利士人贸易宗教的信条概括得十分巧妙: 
       何为极恶?--妨碍大英帝国的贸易。
       上帝创造四亿中国人的动机何在?--为英国发展贸易。
       王尔德所说的"人类最低级的本能"在布鲁马的这部著作中恢复了名誉,它就是"追求私人利益",它就是"经济人"的本性。布鲁马找了恶人希特勒来咒骂"追求私人利益",于是肯定自利的哈耶克必然站在真理和美德一边。不知不觉之间一大批文化界杰出人士居然被扫入希特勒的营垒。我们不妨略述他们的言论。法国共和派政治家、律师赖德律一洛兰1848年参与革命,翌年逃亡英国,但他却在《英国的衰落》(1850)里把英国描写成极端自私、与民主共和的理想水火不容的国家,其所谓集会言论自由徒有其表,英国人最关心的无非是"它值多少钱?"。德国作家冯塔纳则在《伦敦的夏天》(1854)指责英国人"崇拜金牛犊";他还有独到的见解:民权在英国得到保护,但整个社会虚荣势利,绝无民主精神。传播英国式园林艺术的德国贵族赫尔曼•冯•皮克勒一穆斯考在他的访英观感《死者来信》(1830)里叙述道,伦敦交易所的建筑风格令人敬仰,不过交易所里摩肩接踵的却是"一群焦灼不安的受诅咒的家伙","自私和贪婪在每双眼睛里闪耀"。所谓的右翼作家夏尔•莫拉斯在大英博物馆看到被掠夺到英国的希腊雕塑后愤怒地发问:"是哪一个邪恶的神明,或者是什么样的不幸命运,将这个身上流淌着我们血液的年轻人,带到了这片灰暗潮湿的天空下?" 布鲁马风度翩翩地转述对英国的严厉批评,不多纠缠,仿佛它们都是狂言谵语。当然,对英国非利士人最激烈的抨击还是来自英国内部,比如马修•阿诺德的经典之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阿诺德是广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但他被排除在布鲁马精选的自由主义俱乐部之外,可见这俱乐部成员的资格还有待认证。布鲁马引用哈耶克说,反犹主义(反高利贷为其症状之一)和反资本主义同出一源。为古典资本主义申辩的时候,布鲁马总想把它的对立面与最丑恶、最不可理喻的思潮挂钩,这策略在本书中使用过多,令人想到讼师笔法。伏尔泰的椰子,是"反犹"的椰子。启蒙哲学家对基督教的重新评价往往包含了对《旧约》中记述的犹太人历史和神话的谴责,伏尔泰在《哲学辞典》和《风俗论》里不放过一切机会攻击犹太人的宗教与习俗,他在这方面走得比时人更远。如果哈耶克的立论成立,那么伏尔泰反犹就必然反资,应该被清除出资本主义的先贤祠。另一位自由主义俱乐部成员、"最后一个英国人"伯林与哈耶克也不大相投,他曾揶揄地说,华尔街在哈耶克的学说里勘探到高品位的金矿。伯林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利用德国浪漫派作家赫尔德的"民族"(Volk)概念支持犹太复国的主张。不过赫尔德在本书却像一个自由派的夙敌。伯林最敬仰的思想家是赫尔岑,后者在流放英国期间对罗伯特•欧文的社会主义实验深感兴趣,他与主张放任政策的曼彻斯特学派势不两立。在布鲁马笔下,赫尔岑也是以"亲英派"出现的,但赫尔岑却在《往事与随想》中嘲笑了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政府竭力避免干涉的嫌疑,以至听任人们每天饿死,也不敢限制济贫院的自治权,还可以允许整个村子的人民在劳动中累死,或者变成呆小病患者。" 关于政府的干预他还有惊人之见:
       一个国家,政府的干预越少,言论和精神独立的权利越能得到承认,民众也越是不能容忍异己,公共舆论也越是带有强制作用;你的邻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缝、家庭、俱乐部和教区,都随时在监视着你,对你履行着警察的职责。
       也就是说,自由的制度有可能扼杀无数思想家向往的精神自由的境界。当人民自己在行使专制权力 的时候,整个社会都自觉地与舆论大致保持一致,于是就出现顺民(conformists)和梭罗所说的"舆论的奴隶"。这样的现象,究竟在何种社会更为普遍?




       布鲁马心仪的英国是多层面的英国,这些层面有时并不能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取该词在19世纪英国的含义)框架内形成和谐的整体。他小时候的一位同学被父母送到一家英国寄宿学校就读,他从寄宿学校联想到英国的公学,羡慕不已。布鲁马在《学生时代》一章写道:"英国公学深得亲英人士喜爱,它们比议会、证券交易所和习惯法更能代表亲英人士心目中的英国。"善哉斯言。 
       著名作家马尔罗曾在戴高乐政府任文化部长长达十年之久。他在1974年接待来访的《英国游记》作者勃鲁斯•查特温时谈及当时西方所面临的重大危机。他说,当今世上最需要的莫过于对人自身的改造,古罗马人之所以能在数世纪的时间里统治如此广袤的疆域,全靠罗马造就了大批优秀的领导人才。马尔罗认为,苏联人在这方面未能成功(美国人更不必说了),在近现代,只有英国人能像罗马人那样培养出一个精英阶层,它不是贵族,也不是中世纪的骑士,而是绅士;英国绅士不愧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而英国公学是英国绅士的摇篮。
       英国公学像小型的国家,在等级次序森严的公学成长意味着学会顺从与领导,明确责任与特权。公学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教书,还不如说是育人。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英国公学学生是社会乃至大英帝国的栋梁,他们的举止言谈和精神气质无形中成为英国绅士的原型特征。公学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但它们的办学特点一直到19世纪中期才给人留下系统的印象。马修•阿诺德之父托马斯•阿诺德博士任拉格比公学校长期间(1828-1842)使该校成为公学的样板,在学校新哥德式的回廊里,秩序、权威和传统被奉为神圣。从此公学学生以遵守纪律、富有公民责任感、热心服务社会和积极参加体育运动著称。托马斯•休斯的半自传体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是拉格比生活的生动写照,该书1857年出版,到1890年重印已达50次之多,为维多利亚时期最受欢迎的图书之一。布鲁马自称从小就迷恋上这部小说,他还细细琢磨公学学生间的种种规矩并模仿他们的语言。
       拉格比公学还是英式橄榄球的发源地。当年阿诺德博士提倡"体魄强健的基督教",一边向学生灌输基督教伦理观,一边鼓励他们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勇敢、公道、忠诚和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奥运会的恢复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在英国公学广泛开展的体育运动中,参加者精诚团结,各尽其力,"费厄泼莱"的精神焕然成风,这使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深深感动。顾拜旦也是《伏尔泰的椰子》一书中的亲英人士,他在1883年访问拉格比公学时,见到该校教堂地面上阿诺德博士朴素的墓石,不能自持,竞跪在地上向这位英国国教牧师兼教育家致敬。奥运的精神是爱的精神(在英文和法文里"业余爱好者"叫amateur,该词来源于拉丁动词"爱",amo),可惜一百年后的奥运会已被职业化、赏金和"金牌战略"彻底败坏。
       布鲁马熟读《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对作者休斯的人生经历却不置一词。休斯从拉格比毕业后进牛津,后与弗•丹.摩里斯和查尔斯•金斯利同为基督教社会主义创始人。他曾任下院自由党议员,长年致力于工人教育和合作运动,并仿效罗伯特•欧文的社会主义公社"新和谐"(美国印第安纳州)在田纳西创办"拉格比"。英国人在"新大陆"建立的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无一成功,但他们的理想和实践却形成一种压力,成功地改变了英国社会。休斯作为自由主义者并不相信私欲为社会动力,粗鲁而又自鸣得意的工商界成功人士庞得贝(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人物)和撒切尔时代自我中心的雅皮士必为他所不齿。休斯改良社会的热情直接来源于阿诺德博士的教诲。在《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第二部分第八章,即将离校的汤姆与校长告辞。校长教导他说,不要把"衣食之谋"和"做真正有益于世界的事"相混淆;如果只顾前者,最终将堕落为埋头赚钱,而后者才是人生唯一目标。在曼德维尔、哈耶克和撒切尔看来,区别两者毫无必要,人人自顾自在所谓自然秩序中追逐私利(再来点冒险创业的精神:Go for it!)就等于在"做真正有益于世界的事"。
       拉格比公学学生休斯和其他一些有类似背景的自由派人士并不满足于消极自由和所谓的百折不挠的个人奋斗,出于强烈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他们追求社会公正。他们知道,"自己拯救自己" 无非是国家推诿责任的说法。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集大成者穆勒在《论自由》(1859)里提及"一种卑劣而令人憎恶的道德性格",即处处"毋忘我"的自私心态--"以'我'及'我'所关的东西为重于一切,并专从对己有利的打算来决定一切难断未决之事的物质主义"。拉格比毕业生、黑格尔派哲学家托-希•格林(1836-1882)的新自由主义在19世纪后期反映了英国社会的迫切需要。按照格林的学说,国家居于构成社会的个人之上,为维护社会共同的道德价值,国家必须限制个人自私自利的行为,以基督教伦理观为基础,以立法为手段,来对放任的社会进行干预、改造。应该看到,19世纪中叶的英国政府并非清静无为,当时的议会经常干涉劳资关系,立法限制所谓神圣的"私人间订立契约的自由"。
       格林是牛津贝利奥尔学院院士,他和该院德高望重的院长、古典学者周伊特(1817-1893)都鼓励学生关心社会。正是在这些学界自由派人士的熏陶下才有阿诺德·汤因比(1852-1883,史学家汤因比的叔叔)那样的年轻"绅士"。汤因比既是极有前途的牛津经济学家(《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讲稿》作者,"工业革命"一词由他首创),又是投身改革的活动家。他为改善伦敦东区穷人的生活不断奔波,年仅30岁就劳累致死。汤因比死后,贝利奥尔学院出资在伦敦东区建汤因比堂,该堂在巴内特牧师主持下成为英国上中层阶级的青年了解并改造社会的著名场所。
       阿诺德校长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孙女汉弗莱·沃德夫人(马修·阿诺德侄女),她的小说《罗伯特•艾尔斯米尔》(1888)中同名主人公也有像休斯和汤因比那样的抱负。他失去国教信仰后放弃了牛津(就像1845年的纽曼),到伦敦贫民区开办街坊文教馆,不久死于肺病。艾尔斯米尔的基督教不再是一系列教条,侍奉上帝意味着"为人类服务"。沃德夫人与格林交厚,她自己也致力于改善城市贫民生活。进人20世纪后,政府福利逐渐发展完善,但是个人的积极性未曾减退,各种慈善组织仍有可观的号召力。每年伦敦马拉松赛的参与者都会发起数以千计的慈善项目。天下应该有免费的午餐,这是所有这些社会改革者的共同信仰。
       一个没有阿诺德博士和他的学生们或精神之友的英国是不完全的英国,将他们拒之门外的自由主义俱乐部则涉嫌盗用自由主义的名义。 此外,在讨论19世纪"绅士"的概念时,我们要意识到"绅士"不是嚣嚣然唯个人权利是求的嗜争好讼之徒,也不是自以为深谙"生活艺术"的风雅之士。法国的英国通泰纳(除《艺术哲学》外他还著有《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感想》)曾将英文"gentleman"区别于法文"gentilhomme"。他指出英国绅士主要以诚实、克己、正直和社会责任感来体现,而法国绅士偏重服饰和社交场所优雅得体的言谈举止。英国绅士的道德特点正是阿诺德博士对拉格比学生的要求,这种内在气质可不是伦敦萨维尔街1号的"Gieves & Hawkes"(这家服装店已在上海南京西路开了分号)的那套行头打扮出来的。笔者在此大概也犯了理想化的毛病,因为英国绅士正是英国殖民统治的台柱。不过英国政府官员的相对清廉确是一整套绅士道德观的体现。




       据说,伏尔泰旅英时在回家路上因一身外国装束受到街上几个英国人的污辱,他们叱骂一通后还想追打他。伏尔泰讨饶说:"英国的好汉们,我不生为英国人不是已够可怜了吗?"那帮好汉听了齐声叫好,把伏尔泰抬起来送回住处。这则轶事反映了一个有趣的悖论:伏尔泰羡慕英国的自由与宽容,但普通的英国好汉却是排外仇外的典型,只有摇尾乞怜才能得到他们的欢迎。乔治•奥威尔在《英格兰,你的英格兰》一文也提到,英国下层社会有狂热的爱国(沙文)主义与仇外情结,人们要是听到同胞外语发音纯正,就会说那是娘娘腔。18世纪20年代"英国的好汉们"在大街上嗜血的叫喊至今仍在足球流氓的歌声和发行量在百万以上的小报(tabloids)标题间回荡。这恶习究竟是伏尔泰意欲推广的椰子的组成部分,还是它得以生长的"地气"?
       还有一个相关的悖论。正如追求信仰自由的清教徒最不能容忍异己,提倡宽容的伏尔泰自己却是肚量狭小的。他说他将维护异己者说话的权利,但他在论战中往往搬出谩骂的武器,几乎无所不至。据传他在费尔内的家中养了四只猴子,它们分别以伏尔泰论敌的名字来命名。伏尔泰饲养这几只猴子的目的是发泄他的肝火,他不断用针刺鼻子、拧耳朵、踩尾巴和戴神父的高筒帽来戏耍、欺侮这些无助的动物。伏尔泰的椰子会不会沦落为伏尔泰的猴子?
       法律也好,政治制度也好,自由或异己者说话的权利也好,总离不开具体的人、具体的历史环境乃至相关的一切习俗。19世纪的思想家如赫尔岑和泰纳等人没有18世纪的理智本位的乐观精神,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一整套盘根错节的制度不是由普世适用的逻辑推演出来的,那制度在漫长的历史中有机生成,其根须的纤维组织深入英国特有的土壤,照搬无从谈起。伏尔泰以为他在费尔内的花园英国味儿十足,布鲁马参观了园子后却要扫两百多年前主人的兴,他说花园的布局格式,更像是法国的。再说,移植椰子的观点本身还带有一点欧陆的味道,英国本土的政治思想家,不论是保守的伯克还是自由的麦考莱和穆勒,都会对这类企图报以轻蔑的一笑。也许英国的某些法律和政治制度是可以出口的,印度、肯尼亚和孟加拉这些英联邦国家可以为此作证,但是亚非产的"英国椰子"尝起来并不香甜,而且英国的迷人之处恰恰不是她与这些国家表面上的相同之处。
       伏尔泰尽可以谈他的英国椰子或中国椰子,以此批判法国社会未尝不可。假如他要捋起袖子进行基于普世理想的社会实验,带领一批天真汉破坏法国的植被以广种英国椰子和中国椰子,等待他的将是一场生态灾难。笔者住处隔壁的小区沿双桥东路修建了一个花园,除了永远躲避不了的亭子和小桥,还有几棵高大的椰树,四季常青,硕果累累。那树叶和椰子都绿得刺眼,走近一看,原来都是塑料的。这是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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