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中的艺术家 / 朱青生

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的开幕式上,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作为大会筹委会副主任,代表中方做了什么是我们理解的中国艺术史的报告。他在回顾了中国艺术自谢赫的“六法”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的评述之后,将话锋转向了当代艺术,也转向王冬龄的作品。

这次世界艺术史大会会前,中国是在向世界表明什么样的中国艺术是与世界上的其他艺术,特别是与西方艺术所不同的艺术。书法,作为中国艺术的核心价值,被提示出来,以及由书法所引发的关于笔划、关于笔墨、关于心迹、关于人的存在的寄托和表达的问题,顿时生成一道与世界其他艺术相媲美的道路,平行于人类的文明轨迹之中,交相辉映,双峰插云。正是基于此,中国的艺术宋元之变达到又一次艺术自觉,与文艺复兴所开始的西方艺术自觉的传统正好构成分道扬镳、各造其极的文化壮观。传统的艺术各有区别理所当然,但是在当代艺术发生之后,各种艺术已经不再是以自己的文化和国家来决定其边界和特色,对每一个艺术家自身的质量和深度的追问,就被省察。当代艺术中,无今无古,无内无外,其根本是要追索天地之间人的价值如何获得充足的展现和精彩的表达。而王冬龄的艺术正是被作为这样的艺术的一种代表,第一次被放置在世界艺术史的背景之下,与另一批艺术家,特别是在北京大学考古博物馆被展出苏晏策划的展览所标示的一样,他是被当做“艺术史中的艺术家”来接受人们的观看、评判和崇仰。

王冬龄将在太庙进行一次书法作为当代艺术的行为。这个行为就把刚刚完毕的在世界艺术史语境范围内的横向检验,纵向地放在以太庙为象征的一个文化的祖先的传统及其未来的生存之间的轴线上,以艺术家孤独地面对苍穹、祖先、神庙与当下,来将人的行动的轨迹变为艺术的意义。

在大会的闭幕式上,作为中方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我把艺术史大会未来的使命推向对当代艺术意义表述,回应范迪安开幕的致辞:“当代艺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是否应该成为和借用为艺术史的重要性质?艺术史是否应该关注、揭示和激发由艺术而生发的人的差异性和创造力?过去和现在的不同历史和不同文化的艺术,因而产生与此相关联的艺术史。艺术在文明中的作用既不同于科学知识,也不同于思想和信仰,艺术史是否应该成为从当代艺术到当代学术的津梁。”这段话似乎是针对艺术史,也是针对在太庙里的王冬龄。无非看到了现代理性仰仗当代艺术的行动而激发其知识和思想。

朱青生写在王冬龄太庙书法行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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