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杜威



哲学有未来吗?
[美]约翰·杜威   汪洪章 译
 


        尽管不同理论体系的哲学在许多问题上都有矛盾冲突,但所有体派的哲学在一个问题上观点却惊人的相似:它们都认为哲学探索的内容无所不包,并认为这是哲学区别于其他思想领域的主要特征。不同体派的哲学,其间的分歧并非由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什么不同;但是,构成无所不包的哲学探索内容的到底是什么?对这一问题,各派的看法往往互异。我们只需举一个寻常的例子就可说明这一点。认为精神或思想是包罗万象的各派哲学与主张物质是包罗万象的各派哲学,两者观点截然相反。对所谓包罗万象意见虽然一致,但这并没有给深入的哲学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起点。
        人们也许会说,关注包罗万象的东西毕竟是哲学话题的一大标志。但我们强调上述事实并不是要怀疑这一点,只是想让人们注意到,人们寻找包罗万象东西的方向有误,因此有必要另辟蹊径,试着调整一下寻找包罗万象的东西之方向。这里所谓“另辟蹊径”当然是个模糊的说法,只有找到与之形成对照的具体路径才行。幸运的是,传统的探索方向不难识别。以往被认为是包罗万象的东西往往有这样的名称,如存在、实在、宇宙、自然,等等,都很笼统。人们认为这些名称所指称的东西与一切局部、不完整的东西相比,有着固有的差别。因此,所谓“另辟蹊径”的意思也就不难理解。明确的哲学研究应该针对人类事务内部的广泛、综合性的问题,凡是与人类关怀、人类事务毫无关系的问题,均不在此列。
        相对于种种历史上存在的哲学体系来说,这种方向上的变化并不像初看上去的那样显得格格不入。因为细细考究起来就可发现,就其实际效果而不是就其表象而言,历史上存在过的这些体系所要达到的目的总还算与人类有关;事实上,为达到其选定的目的,这些体系所采取的方法可说是太具有人情味了。总之,本文潜在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存在、实在、宇宙整体等等词汇只不过是幌子而已,实际要言说的东西仍与人类有关。不过,我不打算正面地去论证这个立场和观点,我只将这一立场和观点置于传统的立场和观点的反面,以便两相对照。这样我们就可发现,传统的立场和观点与我们目前采取的立场和观点相比,未必就能少几分武断性。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哲学史的所有论著都必须承认自己所研究的东西包含有与人类相关的内容,因为所研究的材料都是根据历史时期和国别来加以分类的,而不同的哲学理论体系都必须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国家。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必须考虑到如下这一事实:哲学问题及争论的焦点均与时空环境及条件有关,只有坦白地承认这一点,才能填平目前哲学和科学之间所存在的鸿沟。如要“另辟蹊径”,没有别的办法,那些永远不变也无法改变的东西只好随他去了,只好研究真正科学的东西,因为科学研究的东西总能在时空里找得到、摸得着。
        众所周知,并非任何时代、任何国度都有哲学。但是,这一事实背后所蕴含着的东西却并非尽人皆知。要知道,只有具备特定的文化条件时,哲学才会出现。既定秩序内部面临解体的危险时,社会上出现普遍的不安情绪,这是哲学产生的首要文化条件。哲学产生的另一必备条件是:既定秩序内部形成的价值体系能得到社会普遍效忠,而且必须是经过人们的理智思考而表示的效忠,不是从众心理条件下的随大流。简言之,哲学繁荣时,要么是人类事务中充满了焦虑紧张的心理,要么就是想建立一种庞大综合的思想体系,以便将历代产生的极为复杂多样的思想成果阑入其中。
 

        以上所论,绝非自说自话。相反,我们要用心创立的哲学,必须要关系到人类事务中目前遇到的危机。这场危机所涉及的范围极广,真可说是全球性的。这是人所共知的。“我们只有一个世界”,此言不虚,说的正是目前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更有甚者,目前这场危机不仅范围广泛,而且程度深刻。家庭生活、性别间的关系、工业、商业、国内外政治等等领域中存在的混乱情况如此广泛深刻,别说目前的寥寥数语,就是写上数百页乃至著书数本也难以细述。因此我只能请有兴趣的同道自己去用心观察一下无处不在的难料的世事和纷争。只要去用心观察,那么就不难发现,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局势充满了混乱及不安定因素,令人沮丧并感到不安全,到处充满了明争暗斗现象。
        在此,我仅想谈谈混乱现象的一个方面,以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距今不足一代人的时候,人们还普遍认为民主政府若那样稳当、迅速地发展下去,那么它在全球取得完全、迅速的胜利,将是指日可待的事。可今天,反民主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各种不同的政治集团拒绝人们自由集会、自由发表言论、自由从事新闻、自由选择宗教和政党的权利,这些政治集团还恬不知耻地声称:拒不给人们这些权利,恰好表明民主原则已发展到了最高峰。更有甚者,这些政治集团在有着悠久的民主历史背景的国家竟然也有忠实的追随者。这种紧张的态势在其他一些形势走向中也有所表现。这些形势走向一方面可促进“联合国”的形成,另一方面又带来一些问题,曲解了类似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合作组织之性质,甚至压根就想阻挠这样组织的成立。
        总之,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人类可资利用的财富、手段之数量增加如此之快,而对运用这些财富、手段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人类却也缺乏共识,越来越没有把握。这是大家有目共睹,随处可见的现象。随处可见的紧张局势、不确定因素和纷争,在具体的哲学议题中也表现了出来。不过,要想全面地描述相关情形却比较困难,需要别的一些条件。因此,由于可以利用的时间有限,我只能请读者诸君注意,种种事实表明,当今的哲学已没法应付目前人类所面临的混乱困境。我们目前所掌握的哲学在产生之初,当时的各种制度习俗尚能给人类生活提供一些指导。可是这些制度习俗现已失效,因而无法继续提供指导。然而与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我们现在多么迫切地需要这种指导啊!传统制度习俗崩溃得如此之快,如此出乎人类意料之外,使人类来不及想出新的方式、方法,以重新整合、协调人类之间的关系。从消极方面看,人类当前所处的形势给当下的哲学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曾经使过去的种种哲学显得特别人道、特别有用的那些特征,眼下恰恰使这些哲学失去了原有的效应,因为人类的生存处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过,从积极的方面去看,这种形势也给能与时俱进的哲学之发展提供一个绝佳的机会。
        过去遗留下来的哲学理论体系与当下人类处境之间的关系相对疏远,这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从事哲学这一职业的人,往往一味地专心研究历史上的哲学理论体系。古今悬隔最为显著的例子莫过于此。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令人敬佩的。但是,从事这样研究的人往往忽略这样一个问题:哲学究竟该研究什么?他们的研究目的也不是去发现过去的哲学理论体系对回答这一问题究竟有什么启示意义。因此,他们的研究结果仅与历史有关,与哲学无关。另有一种哲学趋势颇为活跃,在其选定的较为狭窄的研究领域甚至表现得不乏自信,锋头十足,认为所谓哲学别无旁骛,就是探求、研究形式,而且将形式只看作是形式,企图发现无所不包的抽象的形式,这些形式抽象得与任何事关人类等方面的具体话题毫无关系。这种研究倾向尽管或者正是由于仅仅致力于专门技巧的获得,结果所得到的形式只能用来生产更多空洞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回避当下人类处境的做法,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以往的哲学理论体系与目前人类状况毫无关系;此外,由于失败主义心理作祟,人们已没有勇气去创建一种恰当的、有意义的哲学。
        第三,现在又有一种颇为活跃、不乏进取精神的哲学运动。据称,这一运动不像前述两种研究动向那样超然物外,远离人类目前境况,相反,它密切关注人类处境。其研究意图和实际效果都为特定的学术机构服务,委身于特定社会机构的权威,而置学术探索的权威于不顾。这一哲学运动又可分为两个支派:一派较为晚出,与极端左派距离遥远;另一支派出现较早,与极端右派保持很远距离。尽管这两个支派之间有很大区别,但两者都不折不扣地应了一句古话:物极必反。较早出现的一派乞灵于超自然的精神权威;而较晚出现的一派则以人类经济事务为基础,严格信奉唯物论。物极必反。当这两种哲学走向极端后,就有了一个共同特征,两者都会被人用来拥护特定机构组织要规范人类生活行为的主张,两者都要求拥有绝对的决定性的权威,以便赋予自己所代表的机构组织以权力乃至义务,让其不惜用压迫以至镇压的手段,向全人类强制推行某种生活方式。教会等机构组织以专制主义为手段,公开号召人们回归中世纪,想让中世纪的宗教氛围死灰复燃,要人们重新信奉中世纪盛行的教条。由于中世纪时期科学尚不昌明,工业尚未发达,民主尚未出现,因此,它与目前人类的普遍生存状况是格格不入的。这一点不证自明。事实上,这一哲学运动的官方代表人物明目张胆地宣称,几乎一切现代新生事物都是异端,罪孽深重,都偏离了由超自然力量定下的真理。极左分子崇尚的教条主义哲学声称:真正称得上现代和科学的东西均已大功告成,达到了顶峰。实际上,极左分子信奉的教条,与其实际做法相互抵牾,恰恰不利于他们公开宣称和主张的东西。从其思想信条来看,这一派哲学中包含有专制主义成分,这就使它怀念被科学昌明的当代所抛弃的一切东西,尽管它没有明确提出要重返中世纪,但它确实想回到牛顿天文学和物理学尚处萌芽期的环境中去。这种思想的逆转或曰返祖现象,是极左分子公开承认,甚至是公然叫嚣的。这表现在他们对科学信条的公然诋毁中。奉行某一党派路线的人,在解释其教条时,往往闪烁其词,但当科学学说如物理学中的时空相对论及现代遗传学理论,与其所宣扬的教条发生冲突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诋毁科学学说。相对论和现代遗传学理论的出现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宇宙论时代。以前人们以为大自然是不变的、永恒的,但现在人们明白了,大自然原来是不断演化的结果。左派所信奉宣扬的信条,其哲学基础来自被科学时代所废弃的哲学体系。这一点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尽管左派也声称自己很看重历史过程,但它发现自己不得不将历史变化过程限定在固定的范围之内。它武断地以为自己的经济、政治理论体系代表着人类历史变化过程的顶峰。这无异于声称,历史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已将它的全部意义显现了出来,等于说历史已给人类上完了最后一堂课。否认历史还会有新的预见不到的事件发生,这种做法的后果即使不是悲剧性的,至少也显得很滑稽可笑。除非人类自我毁灭,人类迄今为止生存在这地球上的时间与将绵延不断的未来相比,是很短暂的。认识不到这一点,只能说是缺乏想象的表现,而缺乏想象恰恰是教条主义立场的结果。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犹如铁板一块,他们以为整体、整一就一定是结构性的、静态的。近来科学已清楚地表明,所谓整体、整一其实是多种事物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这里,两种形式的极端又不期而遇。教会等机构组织和富于极权色彩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均以为历史的特征是朝向一个终极目标而运动的。两者仅在何为终极目标这个问题上观点不一。特定的经济、政治机构在现代历史上的出现,其地位犹如基督教在古代历史上的出现。
 

        我们目前讨论哲学的现状,不是为了讨论而讨论。这里的讨论仅仅是迈出的第一步,目的主要是为了建立一种与当下人类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和困境休戚相关的哲学。意识到自身责任的哲学,其首要任务就是探求、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导致旧秩序大面积动荡的原因究竟有哪些?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如下:在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实验室里产生的那些步骤、方法和物质材料大量回流,进入到日常生活,导致人类日常事务、职业及利益均受到深刻而积极的影响,从而引发了过去几个世纪中发生的巨变。佐证上述观点的详细证据将表明:短短三个世纪之前,自然科学刚步入目前的发展轨道,变化就产生了;而且,当科学由研究天体的天文学转向研究与人类生活行为关系更为密切的东西时,变化来得更加广泛而深入;新的科学研究的进展在旧的“科学”以为有不变法则存在的领域引入了变革。可以说,使人类生活发生剧变的那些活动及物质材料,均来自离日常生活较远的天文台和实验室。科学所从事的脑力工作离人们平常固定的职业及其所关心的问题较远,但恰恰是这种疏离使原本仅以知识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成果成功地带来了巨变。若无外部影响,习惯势力仍将起作用;但新资源的发明,新的目标和目的的发现,其影响情形则不同。
        原本来自知识追求的东西向生活回流,影响所及,导致社会局促不安、恐慌乃至纷争状态的出现。这项事实证明,到目前为止,其所产生的后果是正反两个方面的,或者说是模棱两可的。科学进入日常生活,产生的结果是利大于弊,致善作用大于致恶作用。当然,话也可以反过来说。然而,能否找到一个特例,可以用来说明善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导致了恶,或者说恶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带来了善?关于这个问题,目前人们确实感到极大的困惑。目前值得注意的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所出现的科学向日常生活回流的现象,一直是乐观主义产生的根源。科学的到来被欢呼为理性启蒙时代到来前的黎明,科学所得出的结论受到人们的欢迎,被认为开启了人类繁荣昌盛、相互理解的历史新纪元,这一新纪元最终将在世界各个民族之中带来普遍和平。
        人们不加区别、盲目礼赞科学的时期现已过去,随之而来的又是同样不加区别、盲目诋毁科学的声音,悲观情绪蔓延。现在,指出科学进入日常生活所产生的有害结果,几乎成了某些人的家常便饭。他们著书立说,不断攻击科学,说科学是目前祸害人类的元凶。他们最常引用的例子莫过于炸弹及其毁灭性效果,因为这些东西确实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出现的。
        源于纯粹为了求知而不是为了实际运用所开展的活动,产生的东西一旦进入日常生活,就会带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后果。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这一点,目的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时下最为吸睛,影响也最为广泛深入的话题上。这个话题与人类的生存境况有着很大的关系,目前几乎成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必谈的话题。即使谈论哲学的未来方向,也绕不过它,而必须以其为出发点。然而,这一转变实际上是想重新回到苏格拉底早就提出过的哲学观点,即如何寻找智慧以指导生活。这一转变标志着回到早期哲学家的观点,把哲学看作是一项道德事业,而道德的东西与无处不在的人间事务是相通的。当然,这一回归,其路径与苏格拉底及其后的哲学家们的探索路径也有所区别。寻找智慧以帮助人类涉过重重险滩,战胜令人恐怖的暴风骤雨,这一追求则是共同的,但追求的方式方法有别。说起来,新科学的出现其实也只有短短几百年的时间,仿佛科学研究和探索在人类面前呈现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世界是可以被人类战胜似的,其秩序是由相互联系的变化过程组成,而不是由早前科学研究者从古代宇宙论哲学那里继承来的恒定不变的东西所组成。而这种观点不过是距今几十年前才有的事。新科学产生之初,仍有若干屏障将自然与人分隔开来,如今,人的解放彻底摧毁了这些屏障,从而使人类可以利用物理学和生理学来更好地生活。
        人类从文化发展早期继承来的东西,使人以为科学完全是独立自在的东西。但根据当今科学研究的实践,以往的看法必须修正,必须将科学看作是人类关怀和人类事务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其起源和结果来看,科学与人类所关注的所有其他东西及所从事的其他事业,关系都非常密切。必须将科学看作是一个汇聚点,人类其他活动,如艺术、政治、法律、经济乃至体育、娱乐等,都在这里汇合。要采取必要的前进步骤,必须另外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变革那些前科学时代形成的心理学、哲学教条。比如,长期以来,“科学”被看作是人固有的一种特殊精神天赋,并通常被名之曰“理性”,这一观念就是亟待更新的典型例子,因为这种由来已久的观念,仅仅能部分地证明下列的推论:科学是一种奇特的自在自为的存在,它不是大量本质上趋同的人类活动的体现,本质上趋同的人类活动,其所处理的东西包含有传统哲学所谓的“外部”材料。
        之前我曾说过,哲学方向上的改变就是回归早期的观点,认为哲学的任务本质上说来是有关道德的,这里的所谓道德是就其最广泛的人类意义而言的。然而,人们发现,针对人类当下处境而发表的哲学言论,尽管满篇道德说教,可就是缺乏道德。让“精神的”东西屈就“物质的”东西,这让人普遍感到遗憾。人们强烈呼吁改变以往的信条和行为方式,因为正是传统的信条和行为方式,导致精神的追求屈就于物质利益。但是,当人们用心考察时就会发现,所谓“精神的”东西,其实包含有前科学时代的神学教条和神学机构;而中世纪以来世俗化过程中出现的所有东西,又不分青红皂白被扯到了一起,美其名曰“物质的”。无论是抱怨还是劝诫,都是道德主义的说教,本身未必道德,因为抱怨也好,劝诫也好,都没有指明到底该用什么手段来解决令人感到遗憾、备受人们指责的问题。说得更加明白一些,有些人建议使用的手段,严格地说来都是“脑子里”想出来的;这些手段、方法,由于与实际(“外部”)存在的环境状况距离太远,因而显得空洞、无力。真的要运用起来的话,这些手段、方法只怕要沦为帮腔,跟着以往落伍的机构大力宣扬过时的东西。
        到目前为止,人类以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的都是物理学的东西,从近年情况来看,还有生理学的东西。结果,针对人事行为而开展的科学活动,其成果停留在技术层面,有关人的道德含义较为缺乏。要是用“技术的”一词来替代“物质的”一词,用“人文的”一词来替代“精神的”一词,那么,我们对缘起于科学的东西回归日常生活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效果,就能有一个颇为准确的描述。谈到哲学在未来方向上的必要改革,首先一点是,必须毫无保留地承认,目前的混乱不堪、失去平衡的状态是由于人们对科学仍然一知半解所造成的。现有的哲学已经无法解决相关问题,因为它是新旧折中的结果,两者实际上是南辕北辙。这不可避免地要导致不确定性,导致纷争四起。
        有关哲学的起源、目的及其特殊任务,人们目前所持的若干观念亟需更新,而且更新不能孤立地进行。因为观念更新做得再好,它也只是重建制度习俗这项大事业的一个方面,而制度习俗却会无限期地存在下去。在必须进行的重建工作中,哲学至多仅占一个部分。只有各行各业善良的人们通力合作,人类状况才能发生确确实实的改变,光靠哲学是不行的。不过,哲学在重建事业中有其自身地位,可以做出自己应有的思想方面的贡献。人们常说人类现存状况给哲学提出了问题,人类该干什么也由人类的现状决定。斥责这种说法为浪漫和异想天开的人随处可见。但是,与失败主义相比,上述说法所体现的态度和做法实际上是非常清醒而审慎的。失败主义不是将哲学工作限定在人为的真空里,就是以为人类历史已经登峰造极。但头脑清醒的人都可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所处的历史阶段相对说来还很不成熟,因此如前所说,我们的科学还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广泛而深刻的人类自身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因此,人类面临的未来前景十分广阔,与之相比,以往的人类历史显得还很短暂,犹如人在婴儿期里度过的一小段时光。从当下人类的迫切需要来看哲学,从科学进一步发展后人类可利用的资源来看哲学,这是衡量我们是否头脑清醒,是否具有审慎智慧的标尺。十七、十八、十九世纪的哲学家曾经做出过重大贡献,是他们创造条件,清除障碍,从而使物理科学和生理学得到了长足的进展。我们目前面临的,既有极大的挑战,也有绝佳的机遇。假如伽利略及其后继者们在天有灵能够看到当下并存的机遇和挑战,他们也许会说:“为了人类的福祉,你们目前要做的事情,颇像当年我们为改善人类生活的物理及生理条件而做出的努力。当初,对我们来说,发现人类生存的实际状况究竟为何,是我们的直接任务,也决定了我们研究目的。你们现在拥有我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些成果,继续前人未竟的事业,不断改善人类生存状况,使人类能活得更加自由、公正而不乏尊严。我们当初完成的,仅仅涉及这项伟大事业中较为简单的、技术性的部分。我辈同仁曾历经艰辛,有的甚至牺牲过生命,但薪尽火传,从我们手中接过火炬的你们,在不乏智慧的同时当有耐心和勇气,你们所该从事的事业也必将像火炬一样,传给你们的后人,照亮未来的真正属于人的世界。”
 
注  释: 
※ 译自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Volume 16: 1949-1952,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58-368.(中译注)

 




当今科学时代哲学的未来前景
[美]约翰·杜威   汪洪章 译
 
 
 

        今天很少有人能够否认这样一项实事:哲学令人尊敬的程度及其影响力早已大不如前,想当初,哲学曾被誉为科学的科学,艺术的艺术。哲学的声誉和地位的下降适逢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型,这也是广为人知的。一度被看作科学的经典哲学,其衰败是与天文学、物理学及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同步进行的。之前,形而上学的宇宙论盛极一时,其所研究的东西曾经被看作是科学,但现代自然科学兴起后,其地位被取而代之。
        然而,作为科学的哲学之衰落,比起作为艺术的哲学之衰落来,情况还要好些。曾几何时,哲学被人看作是艺术,它的地位是那样的崇高,以至于西方世界的一切制度、习俗,一切机构,无不在其掌控范围之中。从教会机构到政治乃至工业,都要受到神圣艺术的控制。人们的言行举止是否恰当,一概要遵守相关规定。而这些规定大都来自那些高高在上、声称拥有权威的人。紧随科学革命而来的是工业革命,后者也带来了一系列新兴艺术,从旧有的立场看来,这些艺术是世俗的,显得不够圣洁。
        美术乃至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艺术,其地位完全从属于宗教及教堂艺术,前者好像仅仅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新的艺术不断蚕食旧的神圣的艺术之地盘,最终将神圣的艺术赶入极为狭小的空间里,任其存在,遂形成一种技术性较强的专门艺术。由此而产生的分工,引发了形形色色的二元论,这些二元论在现代哲学中仍占有突出地位。作为与实际生活有关的东西,当时产生的分工在当今道德混乱及不确定现状中,仍可清楚地看得出来。
        工业领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导致上几个世纪发生政治革命的一系列事件,是相伴而生的。我们有“政教分离”的说法,但没有“工业与教会分离”一说。但为方便起见,不妨将这两种分离看作为事实。比如,地主一词就充分表现了当时的实际存在的政治秩序。该词如今很少有人用,即使用的话,意思也只是指开旅馆的人和公寓房拥有人。封建领主被行业总管所取代,这也清晰可辨地表现了由封建时代向现代的转型。放高利贷以前被人看成是一种罪过;可现在大型放贷机构无处不在,没有这些机构所提供的贷款,当代工商业系统就将崩溃,并因而导致一片混乱。
        生活的艺术领域里所发生的变革对大众生活的影响,远大于科学领域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科学领域里的变革确实非常重要,但基本局限在科学之内。它改变了人们关于物质和运动的观念,与此同时,时空里发生的一切变化也有了定量测定标准,这为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这种观念的转变,很可能是人类自出现在这个星球上以来唯一的、最大的思想变革。它彻底改变了以往用在自然科学领域里的各项标准。希腊和中世纪时的科学议题还完全浸淫于人以及道德价值中,因此本质上说来,仅是对常识的世界里的各种材料加以一番组织而已,这个常识的世界充溢着审美的和道德的价值。新起的物理科学使“自然的”与人的或曰“道德的”东西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分别。我们不妨以物质的状况为例。在古代科学中,物质是完全被动的;但在新的科学构想里,物质是积极、主动的,是非常活跃的东西。
        在古典科学理论体系中,变化本身就足以证明缺乏“实”在的东西所应有的不变性。但在伽利略和牛顿所开创的新科学里,运动、变化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标志着当时实际发生的革命。在古代科学中,数量最为无足轻重。数量表示的仅仅是某样东西多与少的一个变量,是存在自身内在固有的变化无常和弱点的表现。但是今天,如果不直接、间接地系统运用测定方法,哪来的所谓自然科学?—相关的问题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奠定亚里士多德古典“科学”基石的东西,恰恰是被现代科学的开创者所摒弃的。
        然而,这场思想革命来得固然非常广泛,但也仅局限在思想界,仅知识界人士特别关注;相形之下,生活的艺术领域所发生的变革却对人类大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更加广泛深入的影响。随自然科学革命而来的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生存的环境和条件,使人与人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此带来的变化恰恰发生在人类社会各种建制、习俗里。作为道德教育及生活技能培养中心的家庭以及学校、立法机构,战争或和平时期城乡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谈到哲学的未来,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人们对新科学的尊敬程度上常常发生的变化。最早时候出现的“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冲突”,表明当时的科学的地位较为低下。后来,教会的代表人物反对科学的立场发生了些许改变,从而使科学与宗教两者得以相安无事,各管各的。一系列发明所带来的实际好处,又使科学发现为日常生活所利用,这又导致人们默认了不同领域出现的分工。人们以为,试图对人类一切精神的乃至道德的和理想的关怀加以管制,那已是旧制度和旧信仰时代的事了。而对所谓物质的东西及事务加以控制,才是新科学该做的分内事。结果,在哲学领域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二元论。这些二元论实际上是生活中出现的差等现象在思想和智识上的表现,因为人的生活在价值上也被认为有高下之分。时至今日,在经济理论研究对象和道德理论研究对象之间仍然盛行着类似区别。实际上,大多数道德问题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是由人们的经济生活状况及相关问题所导致的。
        对所谓“启蒙”时代的自然科学,人们常常给与很高的评价。启蒙运动时期,人们盛赞科学,认为科学开辟一个新纪元,到了那个时候,理性将接管人类一切事务,黑暗时代将不复存在,自由、和谐、安宁的时代终将到来。到了十九世纪,十八世纪曾有的革命精神发生了改变,进化论思想盛行。而到了十九世纪末叶,随着工业、金融利益以及艺术所能掌握的权力的增加,自然科学带上了物质主义的色彩。阶级、国家及种族斗争又使自然科学很容易受到来自革命的、种族的需要之威胁。以上简述的历史变化,其最终结果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道德知识和纯“自然”知识之间固有的区别。
 

        对十九世纪末叶发生的态度方面的这种转变,以下一段文字做了清晰的表述。这段文字的作者是马克思·韦伯—上世纪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韦伯写道:“对那些身处现时代前列伟人来说,科学意味着什么呢?对像列奥纳多·达芬奇这样的绘画实验者和音乐革新者来说,科学意味着通向真正的艺术之路,也就是说,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而今天呢?要是有人说科学是通向自然之路,年轻的一代人会觉得是对他们的侮辱。今天的青年人所宣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呼吁从科学的智识主义中拯救出来,以回归人的本性,并因而回归一般意义上的自然。”
        韦伯接着说,过去人们曾经以为连神学都必将也应该被科学所取代,以使科学成为“与神道有关的”知识的唯一来源,从而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启示而不是以往的假启示。他接着说:“除了自然科学领域里数的出来的那些老顽童们,今天有谁还会相信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里的那些发现,能告诉人类世界的意义究竟何在?”为了进一步充分说明相关问题,韦伯引用了托尔斯泰的一段话。他认为这段话对科学究竟能给生活的意义带来什么影响这一问题,做出了“最为明确的”回答。托尔斯泰说:“科学毫无意义,因为它不能回答我们提出的、对我们来说也是唯一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生活?”1
        以上所引这段话的前两句颇有德国浪漫主义的味道;但是,这些针对科学而发表的意见,并非出自有意从神学立场来攻击科学的人之口,因此反而能给人较为深刻的印象。这段话说明,人们早期对科学所抱有的乐观态度已经发生转变,人们对科学多了几分恐惧和悲观情绪;现在人们对科学不仅不再存有幻想,而且对其充满敌意。人们现在似乎认为,科学该对人类的一切不幸负责。认为科学终将取代神学而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导师,这一早期的观点已不复存在,现在人们认为,摆脱目前动乱状态的唯一办法,就是回到中世纪教会机构所代表的对生活进行的神学上的控制。有人甚至认为,人类要想避免不幸,自然科学必须屈从于神学的权威。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列举若干事实,说明现在有人发表的诋毁科学的言论是危言耸听,这些言论本身也是很片面的。但是,列数科学的好处,少提科学的坏处,无助于解决问题。两个重要的事实仍在那里。一个是:自然科学中产生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构成了当今世界上人们生活中的一个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另一个是:科学进入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后果完全模棱两可,具有双重性。科学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不会产生坏的效果,这种情况大概很少见;另一方面,人们也不能否认,科学几乎在带来最坏的恶果时也给人一些益处。即使这样来评价科学给生活带来的双重效果难免有点极端,但好坏参半本来就是事物内部复杂情况的表现。这里,毫无保留的赞美和毫无保留的诋毁,都是没有用处的。更为严重的是,本该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被回避了:科学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这一模糊不清的双重效果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人类到底该做些什么来应对这一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前半部分,已经有人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给出答案的人也是个致力于扩大科学影响机构里的人,不久前,他出席了人类目前最大的空间探测器装配完工仪式,这一活动当时也曾得到人们毫无保留的庆贺。然而,此人在这一活动仪式上发言时却说出了如下一番话:“如今,知识与毁灭已隆重地缔结了姻缘。人们已经无法确认究竟有哪一类知识不会导致毁灭;无法分别安全的知识和不安全的知识……一切知识都是权力;如果有人有意为之,那么没有哪部分知识最终不会被人用来损害人类。”
        关于我所谓的科学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好坏两个方面的不确定影响,再也找不到比上述这番话更为确定也更为头脑清醒的评论了。但是,也许人们更加期望说出此番话的人能更进一步指出:由于科学目前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要减少其毁灭性后果,增加其有利影响,唯一途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获得目前尚缺乏的知识。看来该做的事就是得到这样一种知识,以便人们在实际运用现已动摇且混乱的知识储备时,对到底将发生什么能有某种程度的预见。
        因为一般人都会这样以为,人若预见不到自己行动的后果,那他即将从事的活动就没有方向感。除非能预见到行动的后果,做出聪明的选择,明智地而不是盲目地采取行动,这样还能有什么不良后果呢?
        今天,随便拿起一本较为严肃的杂志,都能看到有人在抱怨,我们在技术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了我们对人本身的了解。然而,现在有两个成立已久的机构声称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只要你愿意,它们可随时提供,以验其效。布尔什维克左派的代表人物宣称有一种很“自然的”自然科学,它崇尚唯物主义,正有待系统地加以运用;他们还宣称,现有的一切罪恶之所以存在,是由于还有持不同信仰的其他机构存在。天主教右派则声称他们拥有人们所需要的超自然知识,认为一切不幸都是由人类的邪恶欲望所导致的,是因为人类拒绝服从天主教机构所代表的真知。
        人们期望这些机构的代表人物能言而有信,拿出行动来,但令人惊讶的是,自称“自由主义者”的那些人竟然认识不到,缺乏一种真正的人文知识才是导致目前人类痛苦和不幸的最大根源;他们认识不到,要将他们的信条逐一变成现实,人类必须要有真正的人文知识来武装自己。
 

        上述所论,对哲学及其未来的影响不难看得出来。科学探索领域存有尚不完善之处,目前人类混乱不堪的状况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今的哲学家有义务和责任,拓展相关研究方法的运用空间,将其用来研究与人类及其道德有关的论题,这些论题与他们的前辈当时在物理学及生理学等领域所碰到的论题很类似:简言之,就是创造一种能当得起道德之名的彻底的人文知识。人类现存状况之所以显得如此悬疑不定,如此充满不满情绪和纷争,似乎正是由于缺乏这种知识而导致的。这种情况同时也极其清楚地表明,人类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利用科学研究方法,为人类提供一种目前明显缺乏的人文的或曰道德的知识。这一工作必须完成。至于这项工作是否就该由哲学家或其他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来完成,这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哲学家号称主要研究综合的以及根本的东西,因此担当此项工作比较合适。在这项工作中,哲学家也许还应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他们应该大力宣扬有关方法,努力使有关方法能带来人类应有但目前尚缺乏的认识。目前哲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影响及声望均有所下降,完成这项工作,至少能解决有关问题,甚至能使哲学有所复兴。
        关键的问题当然不在于是否应该把科学研究拱手让给或左或右的外部机构来控制。首先得承认,科学研究还很不成熟,更加谈不上完善。必须承认,如果目前停止发展科学研究事业,毫无疑问将导致不安全因素、混乱及纷争状态得以长期存在下去。探索研究的方法在生理以及物理科学领域的运用所取得的成果,亟待进一步拓展其运用空间,以便研究人的问题和道德的问题。
        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欧洲哲学的先驱及先烈们就曾宣布,工匠们所拥有的知识只涉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的物质过程及其目的。由于有了这种知识,他们能够在有限的领域内明智地活动。比如,一个鞋匠拥有的知识能使他分辨出人家拿给他的鞋子究竟是真还是假,因为他知道做鞋子的目的是什么,他还知道做鞋子要用什么材料、什么工具,此外,皮革或其他材料经过若干工序得以制成鞋子以供人穿,其全过程他都了解。简言之,在其有限的知识范围内,他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但这种有限的知识却无法提供更为广泛的知识,以便让人了解他在干比制鞋更为重要的事情时的品行如何。现有的知识只够一个鞋匠用,但对一个自由人群体中的一员来说,就不付使用。
        探索雅典当时缺乏的这样一种知识,就是苏格拉底所谓的哲学,即爱智慧。它是科学的科学,因为要探索的知识非常广泛,能够使专门的、技术性很强的求知方法也能用来为人的共同利益服务。
        苏格拉底当时认为哲学应该努力寻求尚付阙如的知识。我认为人类当下处境与苏格拉底时很相似。当然,苏格拉底当时的处境与我们的当下处境在广度和深度上也有较大而且明显的区别。生活于当今世界的人类,表面上相互间有联系,但并不构成一个群体;不过,苏格拉底时的人类生活状况在当今世界并无多大改观,仍大面积存在。苏格拉底当时正是有感于这种状况而呼吁人们全力探索一种特殊的知识,因为从这种知识中,能涌现一种真正属于人的艺术。这种艺术也与其他较为次要的艺术一样,能够教会人类若干生活的技艺。现在有些哲学家正是由于关注人类自身需要以及人类所遇到的烦恼及各种问题,而遭到同行诟病,被人斥为不够专业。其实,他们所走的道路正是由苏格拉底所开拓的,而哲学之名本身也应归功于他。那些遭到同行诟病的哲学家们若能把这一事实牢记在心,需要时或可从中汲取支持和勇气。
 

        总之,我们在此面对的任务是给“哲学有未来吗?”这个问题寻找答案。若干条件是有了,但答案尚未找到。科学在较短时间内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这一进步是片面的,有失平衡。科学进步的效果是好还是坏,具有建设性还是破坏性,类似问题上的模棱两可状态正导源于这种片面性。我在前面曾提到过,常常能听到人们抱怨说,人类目前对极其遥远的河外星系以及对原子的结构,有着那么多的知识,相比之下,人类对自身及其事务的知识是那样的贫乏。这种抱怨的发泄对象是很清楚的。但“落后”一词所指的,或多或少能用来说明这种抱怨是徒劳无益的,因为这类抱怨似乎是想说:人类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自然科学所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而另有一些人则宣称,人类的首要任务就是根据人类已有的“道德”知识,合理地运用目前拥有的科学知识。有人以为,现有的道德知识已经足够艰难跋涉着的人类使用。这种认识在上面引用过的某人发言里也有反映,此人就呼吁人类“将科学绳之于道德”。在人类生活中起作用的因素很多很多,但在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层面上起决定性作用的,通常只有一种。这种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到底会带来好的还是坏的结果?假如我们目前拥有的道德知识还不能使我们预料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这份道德知识给科学提供的表面安全的锚地就很可能是一片险滩(提出需要安全保障的,恰恰就是这里所说的科学)。
        世上最美好的愿望,其意图原本都是好的,但这些良好的意图的实现,往往受制于其他一些条件和手段。而这些条件和手段很可能被人滥用,以实现其毁坏有馀而建设不足的目的。我们知道,这种手段被人滥用的情况时常发生。假如这样的话,那么世上再美好的愿望又如何能保证其良好意图得以实现呢?
        这种情况至少给声称热爱智慧的人提个醒:技术、物理学及生理学知识,仅能在有限的领域里给人以行动方法上的指导。此外,这些人必须牢记的是:有关工作前人不仅已经从积极的方面做过,而且为防教会机构负隅顽抗,也从消极处着手,作了准备。没有前人所做的这份工作,生理学研究在技术上不可能有目前这样繁荣的局面。
        假如声称爱智慧的哲学家们从上述提醒中还不能明白自己在人类当下处境中应负的责任,那么,他们至少也该从中明白,科学研究的发展目前尚处在较为片面、不很成熟的阶段,科学中仍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
        哲学家必须做的事情,具体地说来要比前人做过的事情艰难复杂得多,其过程可能也较为缓慢,但在开始实施这项工作时,他们可能要遇到的障碍不会比前人所遇到的那样坚不可摧。目前要面对和克服的主要障碍是懒散、懈怠、泄气、疲弱等心理,这些不良心理在哲学内外均有表现。来自教会机构方面的反抗固然强大,而且至少目前看来也很咄咄逼人,但只要哲学家挺身而出,对来自教会机构方面的反抗加以系统的积极的回应,其影响作用未必是致命的、坚不可摧的。人们都觉得技术方面的东西需要人指导,可人类事务方面亟需的指导却全无,哲学家应该努力矫正人类在思想上的这种严重偏颇。
        如果像在布尔什维克分子控制下的国家那样,人类现有知识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用来为外部强权服务,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物理学与生理学的探索求知过程若是被这样的机构加以歪曲利用,反其道而行之,其后果也同样不堪设想。在拓展、运用相关探索方法—这些方法2最为根本的,因此运用的结果(也只有这样的结果)才能当得起道德之名—以便研究人类生存处境时,有人若仍然抱着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那将是令人最为担心的事情。那些自称是职业卫道士的人坚持认为,对人类生活的物理及生理状况还没有一个恰切了解的社会里所形成的那套道德标准及观点,在现时代仍能胜任愉快。这种思想才是我们完成当务之急前必须加以清理的障碍之一。
        某一运动在当时当地号称“开明”,且有益于人类进步,但时过境迁,这种运动形成的惯性到了目前也可能成为亟需完成之事的一种阻力。因为它断言需要做的事情仅是顺应“自然”。毋庸讳言,这种运动曾经革除过某些压迫人类的制度习惯和律法,但是,它也曾经彻底放弃过人类才智,否认人类才智在处理人类事务中的调节作用。
        由此导致的随大流的做法将带来明显的恶果,不动脑筋的人还以为产生的结果是革命性的:进一步强化了政治权力,把人该做的事交付给自然而带来的非人道结果也因此被抵消。因为以人的才智去把握涉及到的一切因素,这才是唯一可靠的做法—不全面结束目前“科学”片面、失衡的状况,这一目的是无法实现的。
 

        目前面临的障碍是巨大的,不过,如上述两例所示,这些障碍主要表现为懈怠涣散,缺乏活力。从来就没人吁请哲学家从事相关科学研究工作,以使人类不乏先见之明和聪明智慧,来从事自身的种种事务。之前的哲学家所从事的物理领域的研究,并未累积起相关知识,以使这种知识成为推动知识自身发展的内驱力。不过,在打击阻碍发展的传统势力方面,之前的哲学家确实曾经起过先锋作用。他们曾经做出过积极、艰巨的努力,形成的一些观察事物的立场和观点在后来运用过程中,或多或少成了标准化的研究手段。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与大众的频繁交往所进一步促成的思想氛围,对一切传统的东西极为不利,同时,这种思想氛围却能让人以日益增长的热情迎接新的科学事业的到来。没有这种文化氛围,再重要的事业也会自生自灭。
        对人类集体来说,到底该由哪一群人来做这项必要的工作,这一问题并不重要;再说,这项工作本身十分艰巨,不可能由某一职业群体里的人单独完成。然而,发展出某些观点和立场,以便让人进一步认清人类生存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并着手完成当务之急,这对哲学家来说是其分内的事,也是哲学家认为最重要的事。所谓信仰的环境氛围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已不是书本知识所能涵盖,也不为特定的知识阶层所专属。物理学的历史表明,文化环境可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种环境能将从理论或思想上加以把握的所谓“知识”转变成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行事态度。当然,人们得乐于倾听吸取其他意见,但这与有意识的“自主”行为完全不同。要有效地发起一场新的运动,信仰坚定的人必须开展说服教育活动。
        在物理研究领域发起新运动的那些哲学家,坚信运动的成败至关重要,他们对自己的这一信念也觉得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要求他们的后继者反其道而行之。毕竟,他们的事业事关人类未来的福祉,事关人间的苦难以及一切不确定因素和纷争是否会延续下去的大问题。当知识支配了人而不是人支配知识,那么,知识化为行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只有当知识充溢着某种情感信仰,让人坚信其自身价值,才能驱使人行动起来,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知识才能支配人。要开展这样的活动,需要人们有丰富的想象以及心胸开阔的同情。过去的那些勇于进取的思想家认为以上一些特征非哲学莫属,因为哲学所作的是最为自由最为开明的探索。谁能说不是呢?
        眼下流行一种奇怪的观念认为:说哲学家应尽的职责与人类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等于说,哲学家应放弃属于自己本分的知识活动而扮演社会改革家的角色。这种观念甚是怪异,提出这种观念的人私下里可能服膺防御反应理论,他们是在为自己津津乐道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哲学研究代言。因为当前该做的首要任务纯属思想性的,而所涉及的议题又十分重要,因此我认为,当哲学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时,人们要求拓展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求它具有普适性,在这个时候,也只有这样的议题才能满足人们的相关诉求。这样的议题不是专注于其研究的人一时狂热而随意添加的,它对人之为人确实至关重要。这一事实无损于哲学的思想性地位,相反,人们一旦认识到哲学究竟何为时,反而能增强哲学催人奋进的力量。
        篇幅所限,目前我们无暇谈论未来哲学究竟将由哪些要素构成,即使有,列述哲学的若干教条也与上述所言颇为矛盾。发表上述言论不是要为现存的某一种哲学教条辩护—不过,在当代各种形式的思想中,有的已经进一步发展,其未来前景也许会比其他形式的思想更广阔一些。关键在于哲学探索的方向必须明确地加以改变;正是为了关心哲学的未来,笔者才发表了上述议论。哲学在过去蓬勃发展时期所形成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理论,曾认为哲学应无所不包、无孔不入,我们认为未来哲学也应有这样不凡的气度。当然,我们心目中的未来哲学必须与当下新时代密切相关,在新时代里,人们议论的问题主要来自自然科学,而不是来自超自然界,企图研究超世俗、超人类东西的哲学也与哲学该探讨的真正问题无关。
        我们采取这样的立场不是要与过去的理论体系故意作对,过去的理论中也有关注人类自身问题的;但对企图为特定的组织机构鸣冤叫屈,想令其死灰复燃的所谓理论,我们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样的理论所遗留的灰烬,既发不出光来,以照亮我们前行的路程;也发不出热来,好把人们看到的东西转变成能给人类带来福祉的行动。
哲学家们殚精竭虑,未来他们将面临的思想斗争十分艰巨,但对他们来说,世上哪还有比这更加令人振奋、更加令人鼓舞的伟大事业呢?
 
注    释: 
※ 译自John Dewey: The Later Works, 1925-1953, Volume 16: 1949-1952, ed. Jo Ann Boydsto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69-382.(中译注)
1. 引自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集》,格斯、密尔斯合译合编,纽约,1946年,第142~143页。
2. 这里“方法”二字用黑体强调,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可能会对笔者用这二字的原意产生误解。我们需要的不是如数照搬物理学中所用的研究程序,而是适合用来研究人类种种问题的新方法,科学中已经用过的方法证明仅适用于物理方面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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