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



风流江左有同音
——从敦煌及其周边出土遗墨看汉晋时期南北书法一体化现象

马 啸
 
 
将汉末、魏、晋之间书风分为南、北两派,“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由锺繇、卫瓘及王羲之、献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锺繇、卫瓘、索靖及崔悦、卢谌、高遵、沈馥、姚元标、赵文深、丁道护等,以至欧阳询、褚遂良……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这是阮元在《南北书派论》的评述,此论一出,后来的书学界在研究、探讨两汉至魏晋书法基本面目时便获得了一个理论依据—此时,人们不再以个体风格的差异来探究这个动荡、变幻而又空前鲜活的时代的书法特质,而是以“南”或“北”来区分、判断一个书法家的内涵。
《南北书派论》全篇仅两千馀字,却深刻影响着后世人们对千馀年前那段面目丰繁多样的书法史的认识,特别是其后经康有为等人鼓吹、渲染,所谓的南北分派、“北碑南帖”的观点更是成为一种定论。
然而,百年以来,西北敦煌周边地区的考古成果一次次地证明,千馀年前的两汉、魏晋时代,南北书法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同书家之间或许有风格的差异,但绝无“判若江河”的南北之别,相反正是他们间的相互学习、相互融合,才使得书法在那个兵燹不断、灾祸连连的时代,呈现出无比灿烂、无限生动的面目,从而在中国书法史矗立起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
汉晋时期南北(自然更包括东西)书法究竟如何同一,南北书法家们的认识或实践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一致,下面笔者就近数十年间甘肃出土的汉晋墨迹为例对此作一分析,以一斑窥全豹。
 
一、湮没千年的汉晋遗墨
 
伏龙坪是兰州市南侧皋兰山腰部的一处高地,一九七八年十月中旬,兰州市博物馆在此挖掘了一座夫妻合葬墓。据参与发掘的考古人员介绍,此墓保存完好,出土除两具尸骨外,还有三块圆形墨迹纸张,两千多枚“剪轮五铢”和“五铢”钱币,铜盆、铜壶、铜镜等铜器六件,白金饼一枚,银簪一对以及漆妆奁、甑丝织物等文物十多件。考古人员据出土的器物及“无明显魏晋器物”特点,推断这座墓的年代大致应在东汉晚期(但因无有纪年之物出土,加之纸书墨迹有魏晋书风韵味,故其墓葬年代目前尚存争议)1。在这座墓中,最令考古学家兴奋的,是其中的三块圆形纸张,它们直径各17cm,除一块破碎外,其馀两块保存基本完整,最完整的一块有墨书四十馀字A-a,字迹异常清晰;另一块稍有霉烂,约有墨书六十馀字B-a。这三块纸原是叠放在一面铜镜之中,为镜囊的衬垫物。据考古人员和鉴定专家称,出土时纸质呈白色,纸面薄厚均匀,绵软坚韧,近似现在的宣纸。一九八八年该纸曾送中国历史博物馆进行保护处理的纸质分析,结果表明其为麻纸类。据纤维结构显微分析,此纸所用原料有麻、草、树皮等,张光透视其背面有明显的“帘纹”;纸面光滑,似有二次加工的痕迹。从墓葬年代看,此纸的制造时间与传说中的蔡伦于东汉中期(永元九年,即74年)发明造纸术的时间应相去不远。
伏龙坪纸书墨迹可能是信件,文字内容为求医问药、嘘寒问暖之辞。专家认为,此内容与死者身份、经历无直接联系,可能是作为垫衬物而被剪成圆形留在铜镜囊中。两纸虽同出一墓,且都压在同一块铜镜下,但书风却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书体较工整,基本属于行楷,但仍留隶意;后者字体稍草(可以看出书写时更随意),笔意拙朴。
有意味的是,两纸背面均有墨迹,仅四五字,为纯正的汉隶(多在东汉以后出现),内容明显与收件人有关,故我们相信其与正面字迹为同一时间书写。
就在伏龙坪纸书墨迹被发现的前后,在距兰州千馀公里的甘肃敦煌,一九八五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该市以西3.5km处的七里镇祁家湾发掘古墓葬117座,共获镇墓斗瓶(俗称“五谷瓶”或“镇墓罐”)二十一对四十二个,除两对斗瓶纪年漫漶不清外,其馀十九对皆有清晰的朱书或墨书纪年镇墓文字。专家们“通过对以上出自十九座墓中的十九个年号的分析,知纪年属西晋至十六国时期,最早的为M320,其斗瓶书西晋武帝司马炎咸宁二年(276),最晚的为M312,据斗瓶知属北凉沮渠蒙逊玄始九年(420)。馀皆居两者之间,前后历有西晋、东晋的张氏前凉、前秦苻坚、北凉段业、西谅李暠、北凉沮渠蒙逊等几个历史阶段。纪年本身即构成一个基本完整的西晋至十六国时期的墓葬编年序列”。2
所谓五谷瓶或镇墓罐,兴起于东汉,盛行于魏晋。瓶内一般装有面粉、粟粒、云母片等所谓的神药,个别的装有铅人,大多成对使用。瓶腹一般书有镇墓文(为叙述方便,本文将其一律称作题记),大多数为朱书,包括少量墨书,亦有一部分素面无文。镇墓文多少不等,多者达百馀字,少者仅数字,一般起首注清死者亡故年月,之后书死者籍贯及姓名,再书写慰藉性语言及供死者冥用的“斗瓶五谷铅人”、“八魁九坎”等,其后是为死者祈福、解罚、约束亡灵的破除谶语,最后仿效官府文书的文体以“急急如律令”结束,其间弥漫着强烈的巫术、迷信色彩(此乃当时人们的思想、信仰和民风、民俗的真实反映)。
敦煌的宝藏无处不在。该市周围约一百平方公里的戈壁滩上散布着数以万计的汉至宋元的古墓。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七年,甘肃考古学家两次在敦煌城东南五至二十五公里处的杨家桥乡佛爷庙与五墩乡新店台之间的戈壁滩上,先后清理挖掘出古墓八十馀座,它们分属汉、晋、唐等朝代,墓主多数为十六国时期的当地名门望族。墓中共出土文物六百馀件,其中有墨书、朱书纪年的五谷瓶二十馀件,上有东晋至十六国年号,最晚纪年为北凉玄始十年(421)。
实际上,此前这一地点早就有类似的珍贵文物出土。一九六〇年,甘肃省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联合举办文物、考古训练班,在敦煌佛爷庙—新店台发掘了两座晋墓,其中的一号墓出土了五谷瓶一件。器腹有六行行书墨书文字:
 
升平十三年/润月甲子/朔廿一壬寅/张弘妻/汜心容/五谷瓶
 
从镇墓文可知,死者汜心容,为张弘妻,死于升平十三年。“升平”为东晋穆帝年号,共计五年。前凉张天锡控制河西,奉晋为正朔,但因中原地区一直战乱不断,大部为后赵石勒和前秦苻坚所占据,偏于西北边陲的张氏政权与两晋政权音讯断绝,便将东晋“升平”这个早已中止的年号沿用下来。“升平十三年”,即晋哀帝太和四年(369)。
据文献记载,汜姓为敦煌大族,历代居高官者,不乏其人。张弘是东晋擢征东大将军张重华手下的大将(可能是敦煌人)。《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一》记载:“张重华遣将军张弘、宋修会王擢帅骑万五千伐秦。秦丞相雄、卫将军菁拒之,大败凉兵于龙黎,斩首万二千级,虏张弘、宋修,王擢弃秦州,奔姑臧。”这里的“秦州”、“姑臧”都在甘肃,现为天水、武威。类似记载,在《晋书·载记第十二》和《晋旨·张轨传》还能找到。
东晋穆帝的永和九年(353)二月,这个令张弘等人全军覆没并被前秦俘虏的日子,对于历史学家们或许并不十分重要,但却会使书法家们过目不忘。因为在此后的一个月,即永和九年三月初三,那位悠游于山阴道上的“书圣”王羲之与他的那班墨客骚友们正在兰亭修禊,曲水流觞,赋诗抒怀,结果诞生了千古流传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众所周知,立国于北方的十六国与立国于南方的东晋一直处在同一时期。王羲之生活于约三〇三年至三六一年,而那件一九六〇年出土的五谷瓶墨书题记的纪年是三六九年,距“书圣”逝世仅八年;而且敦煌周围近半个世纪内出土的大量有纪年的五谷瓶镇墓文(亦多为行书),书写年代从西晋咸宁二年一直到北凉玄始十年,期间经历了西晋(早、中、晚三期),前凉(早、中、晚三期),北凉与西凉,前后持续时间达一百四十五年之久,几乎涵盖了索靖(239~303)、陆机(261~306)、王羲之、谢安(320~385)、王献之(344~386)、王珣(350~401)这些两晋时代(265~420)杰出书法家的主要活动年代;而且,这些墓瓶年代排列的紧密及完整程度也出乎我们的意料—他们中,间隔时间最长的是十九年,其馀的纪年一般是相隔数年或十年左右。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些表面粗糙的陶制陪葬品,看作是两晋时代中国书法在西北地区民间基本存在状况、流传情况、样式与水准的原生态历史,是我们研究那个时代中国书法基本面貌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二、南北、东西书风的同一
 
常常,历史总会给我们许多的意外。
就像传统的学问家们坚信,纸是蔡伦于东汉中期永元年间创制,而近世考古学却不断在陕西、甘肃、内蒙古、新疆等地出土东汉中早期乃到西汉时代的纸(这一点这些学问家至今仍不承认)一样,汉晋时期南北书风的惊人一致性也会令许多人困惑与不解。如果我们再深入下去,发现那些生活悠闲、风流倜傥的文人墨客、王公贵胄们的手迹与生活窘困、忙于生计的平头百姓、下层工匠们的风格竟有着惊人的一致时,我们大约只得哑口无言了。然而,这是事实。伏龙坪纸书墨迹与敦煌墓瓶题记便是几个有力的证明。
伏龙坪纸书墨迹书写的确切年代我们已无法确定,但从书风,特别是两纸的正反面一为行书一为隶书的书体、书风上,我们推测其大约属于东汉末年至魏晋早期。原因有二:从正面(即字多的一面)看,书体风格接近魏晋早期作品—行书或行楷中带有明显的隶意,并且一些字有夸张的强调性用笔(如过长的横画和重按的捺画);而从反面(即字少的一面)看,不多的几个隶书书体虽朴茂、轻松但极为纯正,似无魏晋中后期普遍存在的书体杂糅(多为隶书与篆书、隶书与楷书的杂糅)现象,而与西北简牍中的汉隶书风相一致。
当然,伏龙坪纸书墨迹绝对出自官家或贵族人士之手,这一点不仅墓葬形制、该纸的纸质和出土器物已得到证明,而且纸的历史也可证明此点。因为在东汉,造纸术刚刚得到改进,生产量还不大,纸对于平头百姓来讲还属于奢侈品,只有官方人士才用得起。即便为官,兰州的这位墓主人也绝非王公贵胄、上层文人,而仅仅是一位地方官吏(这是当时民间艺术的主要载体),在他的墓中能一次出土三块纸,说明用纸(而非用帛)书写在当时社会的中下层官吏、文人中已蔚然成风。
看到伏龙坪纸书墨迹,我们即刻会想起大书法家锺繇(151~230)的书风。唐人张怀瓘在《书断》这么概括:“繇尤善书……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馀。”“异趣”、“幽深”、“古雅”这六字是理解锺繇书风的关纽,但它们具体指的是什么?细细品味他的作品,我们便会找到答案—前者是指字中常有夸张的强调性用笔,如横画、捺画;后者是指其笔意、体势间留有浓重的隶书意味,如用笔从容、不激不厉,捺画厚实,结体横向取势,字形宽博、疏朗等。然而这种“异趣”与“古雅”并不是由这位“风神绝世”的锺太傅独创的,当我们欣赏完伏龙坪出土的那两帧纸书墨迹后,顷刻会明白一代大师创造的来龙去脉—在近两千年前汉魏交替之时,此种“异趣”、“幽深”与“古雅”,民众日常书作比比皆是。如果我们说伏龙坪两块保存完好的纸书中的纸B,因字形呈纵势且书写更随意而与锺繇的传世楷书不很相似的话,那么纸A则完全是锺繇书风的同盟者了—用笔清劲,收笔处时时有出锋(锺繇的《贺捷表》若真迹有存,极可能也有所出锋,因为摹本或翻刻多数会磨尽棱角);体势疏朗,字形稍扁,许多字中横向主笔或捺笔被强调(拉长或重按)。两件墨书,像是由两位出自同一师门、书写基调一致但又具个性差异的写手创作的艺术珍品,而且它还是真真切切的墨迹原件!如果锺繇的真迹存世的话,风格可能与此会出人意料的接近。
锺繇生活的主要范围一直在中原地区,这是中国上古、中古历史的文化中心,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环境自然非远在西北的兰州所能比,然而艺术的不确定性就在这里—一个德高望重的社会名流,极有可能在某种艺术感觉上与一个身份普通的识文断字者相通(并且还可能让其占了先机)。这一点,从一九九〇年至一九九二年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那则留有行楷墨迹的残纸3,以及此前在中原或西北地区发现的卷帙浩繁的简牍、帛书、残纸已有印证,今天我们又一次得到证明。
为伏龙坪纸书墨迹确定年代是一桩要紧的事,因为在整个汉魏时期,凡出自民间的书法遗迹,大多具有类似的书风。不论是其属于汉末还是属于魏晋,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那个政局动荡但文化多样的时代,不论上层还是在民间,发达的中原还是边远的西北,中国汉字体势的行楷化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让我们循着世俗的气息追寻汉字行楷化这迅捷而奇妙的脚步—东汉永寿二年(156)陶瓶题记(陕西西安出土)、东汉延熹七年(164)纪雨砖文(河北定州出土)、东汉熹平元年(173)陈刻敬瓶题记(出土地不详)、东汉晚期黄神北斗朱书陶瓶题记(陕西宝鸡出土)、东汉晚期沧州朱书砖文(河北沧州出土),以及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时期(146~189)的曹操宗族墓中笔迹随意而潇洒的行书、草书砖文(安徽亳州出土),等等,如今已成书学家们研究汉魏时期中国书法演变必不可少佐证材料,从中我们也能明显发现他们与伏龙坪纸书墨迹的某些一致性—它们不仅在运笔上,也在结体上,不约而同地向着楷书化或行书化目标迈进。
事实上,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尚有数则不为书学家们注目的出土书法遗迹似乎更说明行楷在东汉便已产生这一事实,它们分别是: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题记(东汉晚期);西安和平门东汉初平四年(193)朱书陶瓶题记;河南灵宝张湾汉墓朱书陶瓶题记(东汉晚期);宝鸡五里庙东汉光和年间(178~184)朱书陶瓶题记。这中间,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题记和河南灵宝张湾汉墓朱书陶瓶题记是两则迄今笔者所看到的楷书意味最明确、最纯正的汉代书法遗迹—“蚕头燕尾”几近蜕去、结体不再单单从扁平取势,一切变得清新、鲜亮。见着这份清新、鲜亮,灵宝张湾汉墓的发掘者也曾感动不已:“通看全部题记的书法,除‘人、之、不、北、斗’等字是隶书的笔法外,不少字的书法和汉魏以后的真书相近了。如‘世、黄、神、豆、王、生、所、日、四、三、凶’等字的书法,不管是横笔或捺笔都无波势,隶书蚕头燕尾的特点都完全没有了,下笔随意轻快。这和隶书相比已是一种新字体了,和魏代《高盛碑》的书法极为相似,但在下笔上比《高盛碑》更自由随意,不像该碑那样果板方正,而《高盛碑》的字体已属于真书了。还有‘解、阴’等字的写法已是行书体了。”4
出土于西北的简牍这方面的证据更多。敦煌“玉门官燧次行”木牍书写于东汉中期的顺帝永和二年(137),此时正是隶书最为成熟且大行其道的时期,但这片木牍却让我们看到不一丝的“蚕头燕尾”,若不是其横向末端的向上收笔尚让我们将其与隶书联系起来,观者简直不敢相信这古朴而简洁的行书出自汉代中叶。其实,在卷帙浩繁的西北简牍中,具有行(楷)书意味或倾向的简牍尚有许多。
面对这些东汉遗迹,我们的学术胆量会突然增大起来—尽管伏龙坪纸书墨迹的书风与那些已被我们熟知的魏晋残纸、帛书或简牍的风格相一致,但的的确确,在东汉的晚期(甚至是中期偏晚),我们已在广大的民间(无论是东部还是西部,中原或是边陲)看到了类似书风的存在,其中的一些是从形到神都是极为相一致的。这一点,我们只要将伏龙坪纸书墨迹A-a与西安和平门东汉初平四年朱书陶瓶题记、伏龙坪纸书墨迹B-a与河南灵宝张湾汉墓朱书陶瓶题记两两对照,便可明白其中的奥妙。
伏龙坪纸书墨迹字体并不是纯正楷书或行书,像众多汉魏遗墨一样,它仍属徘徊于隶书与楷(行)书之间的过渡性书体。这一点我们从纸A-a的拉长横画的夸张性用笔,以及B-a用笔上的两种隶书遗传特征—一是像隶书那样将一字之中的主要横画收笔处理作捺的处理(即俗称的“燕尾”),二是重按捺笔,使其既粗又长,成全字笔画最突出、醒目的部分,即可得到证明。这些特征正与永寿二年陶瓶、熹平元年陈刻敬瓶等东汉陶瓶题记、西北汉简行书简牍,以及锺繇楷书、楼兰残纸等魏晋遗墨中的某些用笔特征相一致(笔者对个别字作了比较)。在对汉晋书法遗迹的排列、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在魏晋时代,时间愈靠后,这种夸张性的用笔愈被弱化,以至在西北地区发现的诸多的魏晋简牍中,人们已很少能看到它们的影子。因此,在某些情形下,我们也似乎可将有无此种夸张用笔以及夸张程度的强弱作为衡量一件遗墨产生时代早晚的一个参照。
书学家们似乎无需研究,便可发现两则伏龙坪纸书遗墨明显出自不同人之手,它们中,一则体势宽博、偏于方正,用笔瘦劲、硬朗、喜出锋;而另一则体势偏长、笔触含蓄、线条舒缓、喜裹锋。而这正是艺术风格和魅力所在。
笔者还发现这么一个有趣现象:凡真实可信的汉代手书遗迹(而不是经翻刻过的东西)中,书者在写“心”字时,最后一“丶”都不溢出“乚”的右边界;而且这个“丶”,时间越是往前越是往里挤,越往后越往外移,但至多停留在边界上而不会跳出去,最后这种现象多数发生在东汉晚期的作品中。只是到了三国、魏晋时代,这一“丶”才跳出“三界”,不再为这个“巨大”的掌“心”所缚。这一点,我们在许多敦煌遗书中看得很清楚。
伏龙坪纸墨迹中“心”字最后一点的位置在不少时候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一些字大致相当。但我们也发现,在前者,位置常常不是确定的,一些时候它会非常偏里;而在后者,其始终居于边缘。有人可能认为是地域书风造成了这种奇异的现象,然而同出于敦煌或敦煌文化圈,晋写本《三国志·步骘传》与楼兰残纸中,“心”字的写法就具有明显的魏晋特征。在比较中,笔者只发现一个例外,即东汉沧州朱书砖文中“心”最后一“丶”溢出“乚”外(上述情形具体分析比较),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学术界曾有人对此砖年代提出疑问。
有了上面的分析,再来看敦煌祁家湾及佛爷庙—新店台五谷瓶墓瓶题记的意义已十分清晰了—属西晋早期的咸宁二年墓瓶朱书题记,是这批十六国时期世俗书法遗迹中纪年最早的一件,其与前面提及的西安和平门东汉初平四年墓瓶朱书题记的书写时间相距八十三年,然而从书体的风格上看,我们却并没有发现有过多的差别—一样浓重的隶书笔意,一样地对个别笔画作过度夸张处理。它们之中似乎只有一个不同,那就是产生于敦煌的这件朱书题记书写时更随意、更不讲究。
汉晋就是这样一个让书学琢磨不透的时代,它时而使书风突飞猛进,时而又让它徘徊犹豫甚至回潮。仅过了十来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书于西晋惠帝司马炎泰熙元年(290)的墓瓶题记,我们发现笔画间轻盈了许多,虽然粗壮的捺笔还能明显看出其与隶书的联系,但简练的笔画与简洁的结构,表明它正向告别那个厚朴的篆隶时代。
几乎是同一时间,西晋元康六年(296)墓瓶又有了新变。其题记的书写年代只比泰熙元年墓瓶晚了六年,捺笔间已不全是质朴的隶意,而掺入了足量的楷书或行书意味,并且结字中的隶意几乎消失。我此则题记离锺繇去世的时间已有六十六年,所以我们能在其中发现一种显而易见的书风演进,也是毫不为怪的。
西北大地,贫瘠而野性。但四世纪中期的河西走廊却是处处吹拂轻盈而清新的墨香。比《兰亭序》早十年诞生的前凉建兴卅一年(343)墓瓶题记,书写时虽是极随意,但无论点画还是结字,呈现给我们的是一派完完全全的行楷书的气象。如果此墓瓶早二十年出土(并让郭沫若先生等人看到),或许就不会有那场搅动中国书坛乃至整个文化界的“兰亭论辩”了。
与建兴卅一年墓瓶题记相比,东晋升平十三年墓瓶题记算是精致了。其虽书于粗糙的陶瓶上,比不得东晋名士们的大作那般幽雅、精妙,却于平常的横平竖直、方正间透露出一份端庄、自然与舒展,而这也正是东晋的文人黑客们所向往、追求的。若不信,我们细细品味,便不难发现其与东晋名士的一些传本墨迹—如王慈《尊体安和帖》、王献之《二十九日帖》、王徽之《新月帖》—在某些用笔、结字,乃至精神上的相通之处,如用笔的挺拔清劲、收笔的与转角的方折、结字的方正与均衡等。此外,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都属于成熟的行书,而不是那种与隶书纠缠不清的杂合体。
轻盈而清新一直延续在其后出现的墓瓶题记中,如后凉麟加(嘉)八年(396)墓瓶、北凉庚子六年(406)墓瓶(题记摹本为局部)、北凉玄始十年墓瓶。这些题记即使与几乎出于同一时代、同一地点的敦煌写本《三国志·步骘传》残卷相比,我们也能明显发现其“先行”地位—用笔与结体中的隶意减弱了许多,几乎达至若不仔细辨识便会被忽视的程度。
艺术和文化从来都是鲜活的。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不同心态所产生的东西会有很大的不同,自觉创造意识很强的上层艺术家是如此,传承性极强的低层工匠也是如此—只不过他们笔下的某种变化常常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就像同样出自王羲之之手的《兰亭序》与《丧乱帖》、《姨母帖》,风格会有很大不同一样,在伏龙坪纸书墨迹与敦煌墓瓶题记中也有明显的风格、个性、工写甚至优劣的差异—如后凉麟加(嘉)八年墓瓶为工整、严密、挺劲的楷书,东晋升平十三年墓瓶较之疏朗,但都属于恪守规矩、横平竖直型。与此两者相比,北凉元康六年墓瓶趋于随意,笔画劲健着力,布局错落有致,充满张力;比之走得更远,北凉玄始十年墓瓶则基本是侧锋入画,逸笔草草,一派意到笔不到的大家风范。当然,还有更逸笔草草、一派粗头乱服的题记,如前凉建兴十八年(330)墓瓶。此外,像北凉玄始九年墓瓶,题记不仅潦草、随意,而且其中夹杂着浓重的隶意,其虽与前面提及的题记年代相当甚至稍晚,但我们看去仿佛是与出土地相隔千里或时间相隔两三个世纪的东西。熟悉西北简牍的人,对此不会感到惊奇,因为此种现象在出土的书迹中比比皆是。比如,两则一九八五年出土于武威、分别书于前凉建兴卌三年、卌八的木牍竟比一则一九〇一年斯坦因楼兰掘获的建兴十八年木简书体古旧得多,因为前者还是隶书与行楷的杂合、过渡体,而后者已却是行书与今草结合的新体了,但从时间上前者晚诞生了二三十年。历史仿佛在往回走!
文化就是这么不确定,这么富有戏剧性,所以千年后的我们千万不可用一种想当然的眼光去看待先人的文化与艺术。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么一些现象:同是东晋先民的手迹,同样是出自敦煌,为什么熟练写手抄录的《三国志·步骘传》会隶意十足,而出自纯民间工匠之手的前凉“升平十三年”墓瓶题记会是一派纯正的行书气象?同样出自敦煌、同样出自工匠之手,并且用于同样的目的,为什么迟了三十七年诞生的北凉庚子六年墓瓶题记的书法风格反比前凉升平十三年墓瓶题记隶意更浓、更鲜明?
所以,我们还得再次强调这么一个观点:“非常简单的事实:构成历史的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人。这些个人的生存情境可能把他推向制像活动。并且在那种活动中不断地调整着他和制像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之间的关系,而正是那些要求决定了艺术的功能和面貌,也最终制造了艺术。”5
 
三、在历史的表象背后
 
魏晋时期的江南地区,自然是一片令人神往的生活乐园,这里沃野千里,气候温润,物产丰富,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真可谓“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此种地域环境,加之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晋室南迁,政治、文化中心从中原移至长江下游地区,本为王公贵胄的文人士大夫(其中最主要是王、谢、郗、庾四大家族)纷纷集中于江浙一带,他们生活富足、心性高远,既不满当时的战乱现状,也嫌弃世俗的繁琐礼仪,交游清谈和习文作书成了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工作。日久岁深,一代精致温雅、风流倜傥的“江左书风”便被孕育出来。这种书风由于自身幽深的文化涵义以及端庄雅致的样式,至唐代受到贵为天子的李世民的竭力—应是无以复加—的推崇(证据是他亲自为王羲之作传),成为中国书法的最高典范,以王羲之、王献之为代表的魏晋文人士大夫书法家也因此成为数千年中国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然而,艺术从来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千馀年前,江南魏晋名士的创造,在许多方面缘于平民工匠、缘于战乱的北方,甚至缘于被现今人们看作是“荒芜”、“死寂”同义词的西北大漠。
地处西北边陲的甘肃,在西周时是秦人的祖先的定居地(地点在天水一带,故今天人们将天水称为秦州),秦统一天下后自然忘不了自己的发迹地,当时秦全国三十六郡中,东部甘肃就占了两郡,他们分别是陇西郡和北地郡,前者辖甘肃东南部之地,后者辖甘肃东北部及宁夏东南部之地。至西汉时期,匈奴等西北少数民族对中原汉族政权袭扰不断,这里便成了汉帝国的战略前线。然而,西北地广人稀,战线广大,攻与守都不是件易事,于是政府一面下令筑防御工事—长城,一边派使臣与少数民族沟通,这样便有了张骞、苏武等人的数次西域之行,便由此打通了一条从东亚腹地到波斯湾的贸易、文化走廊。
西汉初年,人口相对稠密的关东因遭灾而出现大批流民,政府安置困难。此事启发了汉武帝,便决定将新开拓的西北边疆作为移民地,大批迁徙灾民。到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被迁移民累计有八十多万,定居于河西走廊和今内蒙古南部、陕西北部以及宁夏、青海东部,实行军事屯田,军农结合,巩固边防。与此同时,汉武帝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从公元前一三三年到公元前一一九年,集中兵力反击匈奴的骚扰,并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先后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数年后又增置天水、安定两郡,此举对切断匈奴与西羌的交通,开辟中原通行西域的走廊,以及繁荣西北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与敦煌等地相距千馀公里的兰州,本不属于战争前线,它是河西战场的一个补给中转站,环境相对安宁。为使这一战略桥头堡更为稳固,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l)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中各取二县,设置金城郡。这样,从最东端的天水到最西端的敦煌,便处于西汉政府的掌控之下。
军事与政治、人口迁徙与土地开发并重,使原本荒芜的西北大地迎来了一个经济、文化的繁盛期(此等情形有点类似今天某地因发现地下矿藏而迅速兴盛的现象)。至东汉时期,借助全国的大兴学习儒家经典之风,地处河西走廊腹地的凉州(今武威市。但当时“凉州”一词,意指整个河西走廊)竟成全国一个文化亮点。在《后汉书》中被列入列传的凉州人士多达十六人、公卿十一人,由凉州人士著的书也达十六种之多。东汉时期出于凉州的名人众多,有骁勇善战的征边名将张奂、有深明大义的朝臣盖勋、有才学出众的大文学家侯瑾,更有一批饱读经书的鸿儒,如安定梁氏、李恂、松弟竦、松子扈、王符等,享誉一方。此外,还有一位名字与事迹被刊刻成东汉名碑—《曹全碑》的地方官吏曹全。
在书法方面,甘肃境内特别是河西走廊一带更是学习成风、人才辈出,是整个汉魏时期书法最为兴盛的地区之一。对于这一情形,那位生活于本地、思想正统的赵壹(东汉光和年间辞赋家,甘肃天水人)专门作了那篇著名的《非草书》加以抨击:“馀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倦怠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又想罗、赵之所见嗤沮,故为说草书本末,以慰罗、赵,息梁、姜焉。夫杜(度)、崔(瑗)、张子(即张芝),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馀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
一千八百多年前河西人士此种为草书而疯狂、为艺术而献身(以至儒家经典也顾不得学习、科举考试也可能被耽误)的精神,着实令我们感动—在那个艺术尚未完全自觉的时代,为了书法而“领袖如皂,唇齿常黑”,甚至“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的艺术创作态度,实属罕见—这是我们已知文献确切记载的时间最早、参与者最众、情形最狂热的中国古代社会艺术自觉行动!
当然,要读懂赵壹的这段文字,还得了解一下当时河西地区的书法环境。张芝(?~192)是河西地区出现的东汉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其父便是那位屡建战功的东汉戍边大将张奂。张芝自小勤学好古,淡于仕进。朝廷屡次征召不就,时人尊称其为“张有道”。其最擅章草,曾临池学书,池水尽黑,被后人尊为“草圣”,视为“今草”的创始人(这一说法可能有待商榷)。唐代著名书学家张怀瓘在《书断》中列张芝的草书为最高一品—神品,称其:“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后练,尤善章草书,出诸杜度、崔瑗。龙骧豹变,青出于蓝。又创为今草,天纵颖异,率意超旷,无惜事非。”又说:“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奇形离合,数意兼包,若悬猿饮涧之象,钩锁连环之状,神化自若,变态不穷。”当时凉州人士之所以不顾仕途、健康而“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追求的正是此种境界。或许正是张芝的这种艺术创造打动了南朝的羊欣,所以他才说:“张芝、皇象、锺繇、索靖,时号‘书圣’,然张劲骨丰肌,德冠诸贤之首,斯为当矣。”
在张芝的影响和带动下,敦煌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一大批书法高手,如张昶、张越、姜翊、梁宣、田彦和、罗晖、赵袭(此人为敦煌太守)等。赵壹《非草书》中所列举的姜孟颖、梁孔过、田彦、仲将等人都是张芝的追随者,其中最有成就者是他的弟弟张昶,曾书有《华山碑》,名噪一时(有人称其为“亚圣”);若干年后,张芝的姊孙索靖也成为西晋首屈一指的书法大家。
索靖是敦煌龙勒人。善隶、行书,尤擅章草,与当时的卫瓘齐名,成为整个西晋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晋书·卫瓘传》中称,卫瓘、索靖同在尚书台任职,又都精于草书,同出于张芝草法,时人即将他们二人称为“一台二妙”。索靖草书虽学张芝,而又有自己的风格,当时有谓:“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馀姿,张不及索。”可见他的书法成就足可与张芝相媲美。
在汉晋时代的河西,索姓家族是一个极富影响力的望族。在索靖生活的那个年代,凉州已成为中国西北部的文化中心,而敦煌又是凉州文化的中心,名流学者代不乏人。所谓的“敦煌五龙”就是由索靖、汜衷、张彪甝、索紒、索永五人构成,他们俱以文学闻名当时。此外,这一时期敦煌还出过不少经学大师,如宋纤、郭瑀、刘昞等,讲学授徒数百人到上千人。此外,还出现了地理学家阚骃(其所撰《十三州志》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地理著作)、天文学家赵及索袭、宋繇、张湛等学者。
在偏远的敦煌,能有张芝、索靖、氾衷这样一大造诣至深、在全国赢得第一流影响的文化人才接连出现,充分证明了这个地区在当时的繁盛。
不仅在河西走廊,就是在更偏远的西域疆界,两汉时期的善书者也不在少数。如汉武帝时作为侍者随公主解忧远嫁乌孙国而来到西域的冯嫽就是一通晓艺文者。《汉书·乌孙传》赞其:“能史书,习事,尝持节为汉公主使,行赏赐于域郓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嫽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军妻。”西汉元帝时的西域副校尉陈汤是一位能文能武的著名将领,《汉书·陈汤传》说他:“少好书,博达善属文。”西汉元凤年间入楼兰诱杀亲匈奴的楼兰王的骏马监傅介子,是一位投笔从戎的英雄。据马宗霍的《书林纪事》载:“傅介子年十四,好学书。尝弃觚而叹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同样投笔从戎的还有东汉的班超,《后汉书·班超传》云:“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之,显宗问(班)固:‘卿弟安在?’固对曰:‘为官写书,受值以养老母。’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佣书,就是受雇于人,书写文字。班超军中司马徐干更是一位书法高手。张怀瓘《书断》称其“善章草书”。班固曾在《与超书》中称其:“得伯张书、稿势殊工,知识读之,莫不叹息。实亦艺由己立,名自人成。”另外,“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也是一位善书者。《宋史·高昌国传》曾说:“马騣山望乡岭上石龛有李陵题字。”
当然,汉晋时期河西的繁盛,也并非全是凉州人的功劳。首先,战争和人口迁徙将一部分资金、物资和人才(特别是知识人才)引入到河西地区。据《大宛传》记载,汉政府一次便“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这些人与物的注入为当地经济与文化的拓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进入河西的人才中,既有战斗经验丰富的将军和士兵,更有管理军营与关塞和地方事务的识字者,他们的引入为后来这一地区出现学习儒家经史和练习书法热潮,作了文化环境的铺垫。其次,新莽末年,中原地区战乱,隗嚣、窦融割剧陇右、河西地区,中原流亡人士纷纷进入甘肃境内。接着,西晋王朝经永嘉、建兴之乱后走向灭亡,中国北方先后建立起了十六个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十六国时期,前凉、后凉、西凉、南凉、北凉曾先后统治河西。五凉政权统治下的河西,在中原扰攘不堪时,局势相对比较安定。中原的文人学士,大量流寓河西,使这里成为一个人物荟萃、名家辈出的文化昌盛之地。
仅敦煌一地,见于史传的敦煌学者就不下五十馀人,其中有著述可考者达十多人,他们聚徒授业,兴办教育,传播文化,为敦煌成为五凉文化的中心起了重要作用。
这样的环境、条件,自然使河西一带(自然也包括离中原地区相对较近的兰州)的艺术得到迅速发展,书法和绘画是其中发展得最快,成果最为辉煌的两个门类。
五凉的繁荣,与前凉建立者张寔之父张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张轨(255~314),安定乌氏人(今甘肃平凉),家世儒学,少年时受西晋名臣张华器重,在洛阳任散骑常侍。永宁元年(301)出任凉州刺史,其采取“轻赋敛”、“恤贫穷”方针,大力发展农牧业,安抚人民;并敦崇儒学,兴办学校,征“九郡胄子”入校学习,广揽各县的清俭廉洁和高才硕学之士。他效忠西晋皇室司马氏,在击败入侵的鲜卑族的同时,几次派兵到洛阳,匡扶王室。张轨的后裔保据河西六十馀年,俨然独立,但始终尊奉东晋王朝,几次通过成汉、苻秦控制地区,与江东联系。在与晋王朝全然隔绝的情况下,依然将其奉为正朔,并延用东晋王朝的年号,不论朝廷如何更元,仍坚守如一。前文提及的“升平十三年”便是一个实例。更极端的例子是在敦煌祁家湾的斗瓶纪年中,“建兴”年号最大者为“廿九年”,而事实上,西晋“建兴”年号只用了五年!据《晋书·张轨传》记载,前凉政权时期,除张骏之子张祚改元僭称“和平”外(仅354年一年),馀皆连续使用西晋愍帝“建兴”年号,至东晋穆帝升平五年(361)十二月,才由张玄靓“始改建兴四十九年,奉升平年号”(见《资治通鉴》卷101,穆帝升平五年条),至此,前凉政权才“跨入”东晋时代。
正是由于张氏政权的执著,才得以冥冥之中与两晋政权遥相呼应,使得地处偏远、消息闭塞、环境相对恶劣的河西走廊,在十六国这个乱世中,经济、文化上获得空前的繁荣。这也使得很少能有机会与外界交流的书法,沿着其自身的规律前行,其发展、趋向,同文人云集的江南地区取得一致—这是一种文化的同步,艺术的同步!
东汉及后,甘肃书学的繁盛并不仅局限于河西一带。
在陇南的武都,从史位仇靖于建宁四年(171)为当地太守李翕书下《西狭颂》;一年后,仇靖的同里本家仇绋又为李翕写下《郙阁颂》,成为整个东汉将个性魅力、力量感结合得最为完美的两块摩崖石刻。
在三国时的魏国,梁鹄与韦诞是两位极著名的书法家,他们都与甘肃有关,前者为平凉(时称安定)人,后者曾在武都任过太守。史载,他们在曹魏宫室极受器重:每逢宫殿落成题字,均邀梁鹄书写;而魏室宝器铭题则皆由韦诞所书。
此外,据南宋《书小史》记载,除敦煌人张越外,陇西人辛谧也是那个时代小有影响的书法家。可以说在汉末及西晋时代,甘肃一带书家的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整个社会的风尚。
然而,当时的江南又是怎么一幅景象呢?“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由于政治和战略上的原因,皆定都关中。……西汉的人口和物产,绝大部分集中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南方几乎等于空白。……当时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尚属‘地广人稀,火耕水耨’。”6到东汉时江南经济才有所发展,但它的真正繁荣期的到来,是借助于东晋迁都建业。晋室既然是南迁,它的一切几乎都是从北方搬来的,连人才与这些人才接受的教育起先都来自北方,数代之后,生活中的一些重要方面才被本土化。
正是这种原因,所以我们在六朝名士的一些传世言论中不会发现某种“南”或“北”的身份特征,而是兼收并蓄,拿来主义:“亡曾祖领军洽与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锺、张。”(王僧虔《论书》);“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锺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世之学者宗二王,元常逸迹,曾不睥睨。羲之有过人之论,后生遂尔雷同。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今古既殊,肥瘦颇反,如自省览,有异众说。张芝、锺繇,巧趣精细,殆同机神。肥瘦古今,岂易致意。真迹虽少,可得而推。逸少至学锺书,势巧形密,及其独运,意疏字缓。”(萧衍《观锺繇书法十二意》)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北方乃至西北书家的影响决不仅仅局限于当地或北方地区,那位字里行间南方色彩极浓的“书圣”王羲之正是在学习北方乃至西北书家经验的基础上,才完成了他自己的艺术创造—在他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人都将张芝、锺繇、索靖等人的作品奉为楷模而加以学习、借鉴。自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北方或西北书家向南方书家学习的情况,但在东晋以前,此种例子并不多见。
正是南北、东西方的交流、学习,才使得相距数千里的书法家的作品有了一致性,这一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大约是上个世纪初在楼兰发现的那些魏晋残纸与东晋名士书风之间惊人的相似性(此方面的论述,学界已极多,本文遂略)。然而,从整体上讲,在当时,整个社会的书法风尚更多地是由生活在南方的人去学习北方那个流传已久的艺术传统。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什么同在西晋,索靖与卫瓘的知名度要比那位以一则作者有争议的《平复帖》流芳后世的陆机会高得多(唐人韦续在《墨薮·九品书人论》将其行草列仅为“品下之上”)。只是到了王羲之的出现,并且他的书法在世俗社会产生相当影响之后,才有人将羡慕的目光投到江南地区(王羲之书法初被看好并为人重是在梁朝,那时有梁武帝萧衍的褒奖)。即便如此,在唐以前,王羲之等人并没有超级大的影响,只有当三百年后的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利用极权的影响力将其抬上“书圣”宝座,东晋书风才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所以阮元才说:“南派不显于隋,至贞观始大显。”(《南北书派论》)
当然,这里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周书》上记载的:西魏攻陷江陵之后,擅长草隶的琅琊人王褒入关,甚被礼遇,“帝每游宴,命褒等赋诗谈论,常在左右”,“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又说“及平江陵后,王褒入关,贵游等龛然并学褒书,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惭恨形于色。后知好尚难反,亦改习褒书,然竟无所成,转被讥议,谓之学步邯郸焉”。贵族子弟争相学习王褒书法,致使当地影响很大的赵文深遭到冷落,以至于赵氏也跟着学起王褒书法来。可见南朝书法受欢迎的程度。
但这个例外,并不能说明南朝的书法对当时整个中国都有吸引力和感召力。众所周知,从北魏分化出来的西魏是一个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文明程度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讲低得多,而且当时正逢战乱,南北交流和获得人才极其不易,所以,有这么一位书法相当不错的王褒入关,人们自然喜出望外,本土的那位“书法名家”赵文深只得怪自己倒霉。
事实上,赵文深缺少的或许并不是书法的功力,而是一种环境。在晋室南迁之后,统治者虽偏安一隅,却也为文人墨客们的知识和艺术创造提供了一个相当稳定、便利的环境,同时由于这些人的相对集中,交流、切磋,甚至清谈中,一种浓烈的艺术氛围逐渐成了—这是诞生大师的艺术土壤。有了这片土壤,便有了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魏晋书风,也就有了中国书法史上那个空前绝后的艺术高峰。
在汉未至十六国时代,地处西北边陲的甘肃敦煌、酒泉、兰州等地也有这么一片土壤,它孕育了张芝、索靖等书法巨匠,也孕育出了一个辉煌无比的敦煌莫高窟。伏龙坪纸书墨迹和敦煌祁家湾及佛爷庙—新店台镇墓瓶题记只是这个风起云涌时代的几件不起眼的文化副产品,与大师的杰作相比,粗略而率真,这是作者本性的流露,这种本性对于了解那个时代边远地区书法的真实面目,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风流江左有同音,折简书怀语倍深”7,所以,我们格外看重这些千馀年前的遗存物,并且希望透过它们看到一个真切的汉末魏晋时代,看到那个时代遥远的西北腹地及敦煌周边地区的书法艺术的地位与影响,那个时代书法是南北、东西融合,依存与共进的。
 
 
 
1. 兰州伏龙坪汉墓考古发掘报告至今没有发表。本文部分资料采自李晓林《伏龙坪东汉墨迹纸》,《甘肃日报》第八版,1997年8月6日;《兰州文物》,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
2. 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48页。
3. 从1990年秋季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汉代敦煌郡悬泉置遗址连续进行了两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共出土汉代简牍35000馀枚,其中有字简牍23000馀枚,最早的纪年简为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一同出土的还有纸文书残片、麻纸200多片,其中4件有文字墨迹。此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出土物最多的一处汉魏驿置机构。详情参阅马啸《汉悬泉置遗址发掘书学意义重大》一文(载《中国书法》1992年第2期)及一些媒体的后续报道。
4. 王光永《宝鸡市汉墓发现光和与永元年间朱书陶器》,载《文物》,1981年第3期。
5. 范景中《〈理想与偶像〉译者序》,《理想与偶像》,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5页。
6. 陈正祥《中国文化的迁移》,载《中国文化地理》,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
7. 启功《论书绝句百首》。
 


敦煌所见唐代小篆的手写体
衣雪峰
 
 
 
一、《魏三体石经》:唐人小篆的标准
 
在讨论唐代小篆的手写体之前,有必要谈谈唐人小篆的标准问题。唐代已有专门的书法“学校”—“书学”。《唐六典》卷第二十一:“国子监祭酒、司业之职,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有六学焉:一曰国子,二曰太学,三曰四门,四曰律学,五曰书学,六曰算学。”1
马宗霍《书林藻鉴》说:“以书为教仿于周,以书取士仿于汉,置书博士仿于晋,至专立书学,实自唐始。”2 实际上,隋代时已经设有书学。《隋书》卷二十八:“国子寺……统国子、太学、四门、书、算学,各置博士、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助教、国子、太学、四门各五人,书、算各二人。学生国子一百四十人,太学、四门各三百六十人,书四十人,算八十人。等员。”3
唐初亦设有书学,《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贞观二年(628),“又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艺文”4
《唐六典》撰成前后,即开元二十七年(739)前后,书学中设“书学博士二人,学生三十人,典学二人”5。这样的学生数目,与律学、算学相当,但与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相差甚大。相比之下,六学中,前三学的学生较多,后三学的学生较少,恰恰说明后三学有很强的“专业性”。
《唐六典》所记六学的学生人数:国子学三百人;太学五百人;四门学五百人(另有俊士八百人);律学五十人;书学三十人;算学三十人。
书学里面开设什么专业呢?《唐六典》云:“书学博士二人,从九品下。书学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馀字书亦兼习之。《石经》三体书限三年业成,《说文》二年,《字林》一年。” 6《石经》三体书专业,学期三年;《说文》专业,学期二年;《字林》专业,学期一年。
值得注意的是,国子学学生的备选课程中,也包括《说文》、《字林》,但是不包括《石经》三体书。国子学的学生,“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7(此处的“隶书”,当指楷书,笔者)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说文》、《字林》,既是非常重要的字书,同时也是一门对多数人而言的基本的课程,而《石经》三体书才是书学学生有别于其他五学的最重要的课程,学习时间也最长。
 
(一)《石经》三体书
《石经》三体书,是什么意思?唐以前的《石经》只有两种,一为东汉《熹平石经》,一为三国魏《正始石经》。《熹平石经》因全部用隶书书写,所以也称《一体石经》。
三国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240~249),在洛阳太学讲堂西侧,仿《熹平石经》,刻《尚书》、《春秋》、《左传》等,世称《正始石经》8。由于古文经学抬头,因此《正始石经》以古文、小篆、隶书三体书写,又称《魏三体石经》9
 
(二)《说文解字》
书学的三门专业课中,其次要的是《说文解字》,学习时限为两年。
自东汉永元十二年(100)至建光元年(121),许慎历时二十二年才撰成《说文解字》。然而建光元年《说文解字》刚成书时的面貌,今已不可得见。今天可以见到的最早的《说文解字》,是唐代的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和《说文口部残卷》。
清同治元年(1862),莫友芝得到了安徽黟县宰张廉臣赠于的唐代写本《说文木部残卷》,莫氏认为“盖在穆宗后人书矣”。清代学者刘毓崧(1818~1867)认为“此本写于元和十五年穆宗登极之岁,尚在改元长庆之前”10, 即八二〇年。
莫友芝还提到,《唐本说文木部残卷》“篆体似美源神泉诗碑”11。武则天垂拱四年12(688)的《美原神泉诗序碑》,碑阳正文、碑阴正文及碑阴的碑额,皆用小篆书写。《金石录》卷四:“篆书,无姓名。”13《金石萃编》载为尹元凯书。莫有芝之所以说《唐本说文木部残卷》“篆体似美源神泉诗碑”,这是因为二者都具有悬针篆的特点—“上密下疏,其竖笔常作引长下垂、尖锋”。
日本旧抄本《说文口部残卷》,共三种。一为平子尚氏藏本,凡六字;一为西川宁藏本,凡十二字;一为东京古典会所藏本,凡六字。三种本子篆楷风格相似。“日本旧抄本《说文·口部》残卷十二字,抄写格式及笔法与唐写木部都相同”14,其中的小篆也是悬针篆。
可见,唐写本《说文解字》中的小篆也是悬针篆,其渊源在于《魏三体石经》。
 
(三)《字林》
书学的三门专业课中,最后一门是《字林》,学习时限为一年。《字林》,晋吕忱撰。部目依据《说文解字》分五四〇部,收字12824个,为补《说文解字》漏略而作。唐时,《字林》与《说文解字》并重,后不传,推测唐本《字林》中的小篆也是悬针篆。
 
(四)瞿令问三体书《阳华岩铭》
七六六年的瞿令问三体书《阳华岩铭》,最能说明《魏三体石经》是唐人小篆的标准。
永泰二年(766),道州刺史元结撰《阳华岩铭》,由他的下属江华县令瞿令问书写,刻在阳华岩下(在今湖南江华)。文见《全唐文》卷三八二:
 
阳华岩铭并序。道州江华县东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大岩。岩当阳端,故以阳华命之。吾游处山林,几三十年,所见泉石,如阳华殊异而可家者未也,故作铭称之。县大夫瞿令问,艺兼篆籀,俾依石经,刻之岩下。铭曰:九疑万峰,不如阳华。阳华巉巉15,其下可家。洞开为岩,岩当阳端。岩高气清,洞深泉寒。阳华旋回,岑巅如辟。沟塍松竹,辉映水石。尤宜逸民,亦宜退士。吾欲投节,穷老于此。惧人讥我,以官矫时。名节彰显,丑如此为。于戏阳华,将去思来。前步却望,踟蹰徘徊。16
 
元结《阳华岩铭》明确地说“俾依石经”。这是指瞿令问依据《魏正始三体石经》的体例,用三体书写后面的三十五行铭文,即每字依次用古文、小篆、隶书书写。
瞿令问,一作令闻,生平不详。永泰年间(765~766)见任江华县令。元结有言:“县大夫瞿令问,艺兼篆籀。”清代瞿中溶(1769~1844)评瞿令问《窊尊铭》则云:“公书此碑所用古文,皆有依据,无一字杜撰,以此见公篆字之精深,实于唐宋诸儒中卓然可称者。”17
像瞿令问这样“艺兼篆籀”,“篆字之精深,实于唐宋诸儒中卓然可称者”,在书写《阳华岩铭》时,亦步亦趋地学习《魏三体石经》,最可证明《魏三体石经》是唐人小篆的标准。《魏三体石经》甚至影响到道教的经典。开元九年(721),道士司马承祯曾作三体书《道德经》。
 
(五)《?台铭》:唐人悬针篆的典型
唐人小篆,既以《魏三体石经》的悬针篆为标准,那么,有没有典型的代表作呢?七六七年的《峿台铭》,就是唐代悬针篆的典型。《峿台铭》同样为元结所撰,见于《全唐文》卷三八二,18今据石刻拓本录全文如下:
 
峿台铭有序,河南元结字次山撰。浯溪东北廿馀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19,从未申至丑寅。涯20壁斗绝,左属回鲜。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当洄潭。其势碅磳,半出水底,苍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巅胜异之处,悉为亭堂。小峰歁窦,宜间松竹,掩映轩户,毕皆幽奇。于戏!古人有蓄愤闷与病於时俗者,力不能筑高台以瞻眺,则必山巅海畔,伸颈歌吟,以自畅达。今取兹石,将为峿台,盖非愁怨,乃所好也。铭曰:湘渊清深,峿台陗崚。登临长望,无远不尽。谁厌朝市,羁牵局促。借君此台,壹纵心目。阳崖21砻琢,如瑾如珉。作铭刻之,彰示后人。有唐大历二年岁次丁未六月十五日刻。
 
七六七年的《峿台铭》,字的结构上密下疏,其竖笔常作引长下垂、尖锋,堪称唐代悬针篆的典型。并且,此年的《峿台铭》与约八二○年的《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非常相似,因此二者都可以称为唐代悬针篆的典型。二者一为石刻,一为墨迹,对于我们研究唐代的悬针篆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们的渊源,在于《魏三体石经》。
 
二、唐代小篆的手写体
 
秦书八体,“四曰虫书”。新莽六书,“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指出,“秦之虫书,即是大小篆的手写体”,“所谓鸟虫书,实际也就是篆类手写体的别名”。22
需要注意的是,“虫书”、“鸟虫书”的概念并不能完全等同“篆书的手写体”。因为秦书八体中的“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是以用途命名的,而不是以风格命名。秦代诏版、权量上的小篆,相比以《泰山刻石》为代表的标准而言,风格显然属于篆书的手写体,但是似乎不能称其为“虫书”。
说“虫书”、“鸟虫书”属于“篆书的手写体”,则是毫无疑问的。本文关心的问题是,唐代小篆既以《魏三体石经》为标准,那么在标准之外,有没有手写体呢?
汉代的鸟虫书,也就是幡信书。幡信书墨迹包括以下数种:
《姑臧渠门里张□□之匛》。一九五九年秋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咀子第二十二号墓棺盖上,纵220cm,横37cm。小篆一行,墨书于深赭色的丝织品上,其名字已磨灭不可辨。末二字“之匛”合书。每字约15cm见方。23
《平陵敬事里张伯升之柩过所毋哭》。一九五九年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咀子第二十三号墓棺盖上,纵115cm,横38cm。小篆两行,墨书于淡黄色麻布上。麻布四周镶有稀疏赭色形似薄纱之织品,左右约10cm宽,上宽倍之。24
《姑臧西乡阉导里壶子粱之(柩)》。一九五七年夏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咀子第四号墓。纵206cm,横45cm。小篆一行,墨书于红色丝麻织品上。壶,为姓。导字,从行。25
《姑臧东乡利居里壶》。出土于甘肃武威磨咀子第五十四号墓。
《张掖都尉棨信》。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约十七公里处居延故址出土。纵21cm,横16cm。《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说文》:“绛,大赤也。”也就是大红色。这些幡信实物,确实呈红色或赭色,与“绛幡”之名相合。因此,可以确信上面的小篆就是所谓的“鸟虫书”。
这种鸟虫书果然生动地反映了小篆手写体的面貌。那么,唐代是否还有这种小篆手写体的传统呢?要考察小篆的手写体,首要的办法是考察墨迹。唐代的小篆墨迹,流传至今的主要有以下数种:
《敦煌千字文七行》,编号P.3658,现藏法国。
《敦煌千字文五行》,编号P.4702,现藏法国。
《说文木部残卷》,现藏日本。
《说文口部残卷》(有三种),现藏日本。
其中,《说文木部残卷》虽然为手写,但风格较为严谨,接近于《魏三体石经》,应视为唐人小篆的标准。而敦煌出土的这两种文献,《敦煌千字文七行》(P.3658)和《敦煌千字文五行》(P.4702),尤其与武周时期(690~704)前后的墓志盖小篆,例如大足元年(701)的《元玄庆墓志篆盖》,风格极为相似,应视为唐代小篆的手写体。
唐代小篆的手写体,有如下特征:
点画、结构都杂有楷书笔意,也就是说呈现出篆楷杂糅的现象。
相对于阳文石刻小篆,笔画较细,笔画弧度加大,结体较为散漫。
纵向笔画收笔处多见尖锋,并常向左、右撇出。
此类手写体小篆多见于墓主身份相对普通的墓志盖中,数量十分庞大,绝大多数为阴文。
我们知道,商代陶片、玉片上手写的墨迹(或硃迹),与商代甲骨上刊刻的字迹,风格不同;战国竹简上手写的墨迹,与铜器上范铸的或刻划的字迹,风格也不同。26也就是说,每个时代的手写墨迹与其他载体(例如石刻)的字迹,风格每有不同。而八世纪小篆的手写体墨迹,与一部分阴文石刻小篆几乎无有差别。其传统,可以上溯至秦的“虫书”和新莽的“鸟虫书”。
日本空海法师(774~835)撰有《篆隶万象名义》,陈新雄先生说:“《篆隶万象名义》者,乃日本弘法大师空海所撰之字书。空海生当唐代,于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尝来中国,受业于惠果,至宪宗元和元年(806)东渡返国,携走中国书籍甚多,此书即彼返国后所作也。其书分为三十卷,本据陈顾野王《玉篇》而作。”27九世纪初空海《篆隶万象名义》中的小篆,反映的也正是唐代小篆手写体的风格。在道教符箓中,也表现出小篆手写体的特征。
 
三、结语
 
三国魏正始年间刊刻的《魏三体石经》,是唐朝书学中最重要的教材,是唐人小篆的标准。《魏三体石经》中的小篆一体,“上密下疏,其竖笔常作引长下垂、尖锋”,28所谓“悬针篆”。七六七年的《峿台铭》与约八二〇年的《唐本说文木部残卷》非常相似,二者一为石刻,一为墨迹,应视为唐代小篆的标准风格。
《敦煌千字文七行》(P.3658)和《敦煌千字文五行》(P.4702),与武周时期(690~704)前后的墓志盖小篆,风格极为相似,应视为唐代小篆的手写体一类。此类小篆,篆楷杂糅,大量地出现于墓主身份相对普通的墓志盖中,一般为阴文。其传统,可以上溯至秦的“虫书”和新莽的“鸟虫书”。
 
 
 
1. 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57页。版本下同。
2. 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八,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77页。
3. 魏徵等《隋书》卷二十八,志第二十三,百官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三册,第777页。
4. 刘昫等《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九上,儒学上,第一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941页。
5. 《唐六典》,第556页。学生人数,曾有变动,龙朔二年为10人,开元时为30人,元和二年时为10人。(参阅孟云飞《唐代的书法教育与科举》,《书法研究》,2005年,总第122期,第47页。)
6. 《唐六典》,第562页。
7. 《唐六典》,第559页。
8. 施安昌《汉熹平石经与八分书》,《善本碑帖论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第159、161页。
9. 1957年6月,西安市北大街青年路出土《魏三体石经》残石一枚,为一不规则四方形残石,残高38.3cm,宽30cm。两面刻。正面刻《尚书·梓材》篇,馀文十行,共34字,右下角刻有“始二年三”、“第十七”等字,即正始二年(241)三月,这是唯一有明确纪年的《魏三体石经》刻石。“第十七”的意思当是表示第十七块石经,既然正始二年三月已经刻到第十七块刻石,推测《魏三体石经》在正始元年(240)就已经开始刻制了。载《人文杂志》,陕西省社会科学院,1957年第3期。
10. 转引自梁光华《论莫友芝及其〈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代前言)》,莫友芝《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注评》,梁光华注评,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页。版本下同。
11. 《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笺异注评》,第5页。
12. 《金石录》载为“垂拱元年”,误。
13. 赵明诚《金石录校证》,金文明校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51页。
14. 启功《古代字体论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20页。版本下同。
15. 《全唐文》作“嶃巉”,今据石刻拓本改。董诰等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本下同。
16. 《全唐文》卷三八二,第3882页。
17. 瞿中溶《古泉山馆金石文编残稿》卷二,《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三册,第1650页。
18. 《全唐文》,第3883页。
19. 《全唐文》作“三百馀步”,今据石刻拓本改。
20. 《全唐文》作“厓”,第3883页。
21. 《全唐文》作“厓”,第3883页。
22. 《古代字体论稿》,第21页。
23. 《武威汉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年,第148页。版本下同。
24. 同上。
25. 《武威汉简》,第149页。
26. 《古代字体论稿》,第3页。
27. 陈新雄《篆隶万象名义研究序》,载周祖庠《篆隶万象名义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8. 曹锦炎《古代玺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敦煌遗书印鉴丛考
沈乐平
 
 
 
在数以万计的敦煌遗书中1,钤盖了各种类型、各种风格的印章。从其时间跨度上讲,它们是研究古代印章风格史及印章制度史的一系列的重要参考资料;从与书法和文本关系上来讲,也是对无纪年作品文献断代和辑考一项有力的旁证;同时,不少印章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艺术水准,故而我们就这一课题做简要论述和考证2
 
一、南北朝官印—以“永兴郡印”为代表
 
诸多敦煌文本的印鉴里,永兴郡印是南齐印章的典型,正方形,篆书,朱文,5.4cm×5.4cm。见于敦煌石室所出几件经卷,如《杂阿毗昙心论》(DB.14711)末尾及背面所钤。
考“永兴郡”,《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载:“宁州永兴郡,隆昌元年(494)置。”永兴由晋至唐皆称“县”,是时则称“郡”,“于此知官印加大而用朱文,殆始于南齐”3。从四九四年到南齐五〇二年灭亡,取消建制后也未见沿用。考《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瓜州条”:“汉酒泉郡,元鼎六年分酒泉置敦煌郡,瓜州即酒泉、敦煌两郡之地。晋惠帝又分二郡置晋昌郡,周武帝改为永兴郡。隋开皇二年罢郡,置瓜州。”但是,史上有周武帝崇儒灭佛之事实,又将永兴郡印这一官方印钤于佛经似乎有悖常理。这一期间的政府对佛教的压制是全方位的,故永兴郡印在这个特殊时期被用于佛经便显得有些不太说得通了—然而,建永兴郡大约在五六一年,而周武帝卒于五七八年,距离后来五八一年杨隋建国,中间有将近三年的时间,那么在此“空白期”内永兴郡印是否有可能因政策的松动和制度的忽略而被钤于佛经呢?与此同时,此“永兴郡”即在酒泉敦煌地域而彼“永兴郡”远在云南宁州,所以值得怀疑是否真有“实乃北周印”这种可能呢?但笔者多方查找而无其他更多明确的证据,故暂按下不表,目前还是沿用学术界的主流论点,即南齐官印。
此印印文本为小篆,一改秦汉以来用摹印篆作官印的惯例,变圆润婉转、流畅生动,文字安排也较自然轻松、不雕琢。虽然它在当时并不普及,却开隋唐官印系统之先声—隋之广纳戍印、观阳县印,唐之静乐县之印、蒲州之印,宋之新浦县新铸印、仗库会同等,都是这样种格式。永兴郡印与敦煌《大般若波罗蜜经》等所钤报恩寺藏经印和《法华经》等所钤瓜沙州大经印比较,稳厚拙朴不及,灵动轻巧过之。笔画流动,布局自然,饶有趣味,在印学史上也是件非常重要作品。历来认为南北朝是印章式微期的开始,尤其到了唐宋,所谓“皆悖六义,毫无古法;印章至此,邪谬甚矣”、“日流于伪谬,多屈曲盘旋”、“诎曲盘回,面目全非”、“屈曲填密,几于谬矣”……这主要指向两个层面—文字上的不规范和形式上的不必要,前者意味着在文字的运用中多有不符六书的情况,随意改变字形甚至臆造;后者则意味着印面形式中不必要的盘曲缪绕而造成了一种刻板和僵化的视觉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印面尺寸的增加而造成大面积的空白,由此也不得已而借“叠”法填补多馀空间。当然,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问题在于不能绝对化,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以此“永兴郡印”为代表,确是其间的一个亮点,从艺术性的角度而言,它超出了这个阶段印章的平均水准:篆法合理,线条流畅,印面自然,并未有造作牵强之感,确有其可取之处。
 
二、唐代印鉴考
 
遗书上钤盖的印鉴,大部分集中在唐至北宋初年,且以官方印章居多,私章少见。
魏晋前,印章是以“封泥”的形态使用,而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物质文化的发达和文明的发展,原先通用的竹简木牍的形式,在这一时期逐步被纸、绢等这些实用更为快捷、便利的书写材料所替代,于是封泥亦逐步被印色所取代。纸帛普遍使用,封泥制度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印章着以朱色或墨色钤在纸帛上,朱文印显然要比白文印更加清晰醒目、可辨性强;而且钤盖对象尺幅渐宽大,相较于封泥,印章的发挥馀地更大了,所以,印面尺寸可以加大,也更便于识别,更准确地表达权力机构的威严。同时为了使用方便,改印钮为柄,置于印背正中,并开始在印背凿刻年月与掌铸官名的单位等。由此,使得印章的制度和使用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南北朝时期,也正是官印形制由小型白文印到大型朱文印的过渡时期。
另一方面,这个时期人们对篆隶的应用已不像秦汉时有相当的基础,随着小篆逐渐脱离实用,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整个社会群体对篆法的谙熟程度,已明显下降。而汉文字体系的内在发展规律则是由隶向楷转化,楷体已基本定型,行、草等实用书体更是逐渐被广泛应用。所以楷、行、草诸书体盛行,学篆隶的人日渐缺少,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必然会使写篆的技术含量退化、艺术水准下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研究古文字和懂得六书的专家当然也越来越少,反映到印章上,便表现为印文时有参杂,“日趋乖讹,笔画妄为增损,不符六书原则”。实用书体与印章文字之矛盾,即是决定这个时期玺印发展趋势的内在规律和主导因素。此外还有一点则是制印匠师工艺水平下降:秦汉时期有专门的手工业制铜等工匠,也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官员,而自唐始,则大多是“短番匠”,政府以徭役的形式从各地征调4。人员不稳定、酬劳不稳定,对印章制造的工艺水平影响不小。
众所周知,唐代官印,前期基本上是沿袭隋制;武周始,制度变化频繁。地方官制,则改郡为州,并把原设置的郡县再行分割、增加,其行政等级依次是府、州、县、村等。官印之制作,一般皆是铜质、朱文、小篆。由于印面加大,印文笔画又细,为了不致过于空疏,于是开始使用盘曲回旋的篆文填满空间,谓之“九叠篆”。九叠篆其实也不确切,“九”不过是个虚指,唐代官私印仍以不叠或仅二三叠者居多。将九叠文大量用于官印中,那是两宋以后的事了。制作方法上,唐宋承袭杨隋之制,用铸造法,以铜条焊接,或曰“蟠条印”5
从隋唐官印制度上来讲,有几大特点:首先是官署印的大量出现,进入了官署印与官名印并行时期。两汉魏晋时大多数都是官名印而极少有官署印,遗存之官署印都属低级地方行政机构或个别管理职能机构用印。至隋唐时期,这一沿袭了上千年的制度发生变化,官署印成为与官名印并行的官印系统并成为后世官印的基本制度。其次,在称谓上废止了前朝官印中“章”称谓而保留了“印”,称“印”者多是县以上中高级官署及官吏用印;此外还出现了新的“朱记”、“记”的名称,使用这种称谓的多是低级机构和官吏之印。另外就是前面提到的,在形制上彻底改变了秦汉印系统中方寸白文的格式,而改为朱文大印,尺寸上比秦汉官印大了足足有一倍以上。印章风格方面,南北朝官印那种粗率的作风也逐渐被调整为圆转流动的小篆,且多用弧线,自然疏朗。
敦煌遗书所见唐官印按照类别来分,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中央官署印
中书省之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7cm×5.6cm。钤用文书见S.11287a。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是共同辅佐君主处理国务的部门,是全国政务之中枢。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中书省置中书令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高宗龙朔元年(661)改中书省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光宅元年(684),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开元元年(713)又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后复旧称。中书令为一省之首官,《新唐书》载:“中书令……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又置侍郎二人,正三品,为中书令之副,参议朝廷大政,临轩册命,若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此外,P.4518(9)v尚见有“中书门下之印”一枚。
尚书吏部之印、尚书户部之印,皆正方形,篆书,朱文。钤用文书分别见EO.1208及Дх.2160a、Дх.2160等。唐代在尚书省下,由隋之六曹固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以尚书、侍郎为正副长官。
尚书司部告身之印、尚书司?告身之印皆正方形,篆书,朱文,约5.2cm×5.2cm。钤用文书分别见P.3952、P.4072及S.3392。“告身”是古代授官的凭信,类似于任命状,始见于《北齐书》所载“遣韦孝宽与其子世宽来招伏,即给告身”,为南北朝的遗制。后又称告词,乃诰之别名。《通典》卷十五载唐代选补官员制度:“先简仆射,乃上门下省,给事中读之,黄门侍郎省之,侍中省之,不审者皆得驳下,既审然后上闻,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给以符而印其上,谓之告身,其文曰‘尚书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给之,武官则受于兵部……”唐代告身制度,凡阶官、职事官的授予以及封赠和加勋,分为五类,其中三品以上称册授,五品以上称制授,六品以下称敕授;其任命程序,都是中书省奉旨以皇帝的语气写好通称为“制书”的任命词,经门下省审查通过再由皇帝许可后,将御批原本存档,另抄副本送尚书省办理正式手续。所以,唐代官员的告身上要加盖告身印,方为合法。《事物纪原》载:“唐明皇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吏部尚书李暠奏,告身印与曹印文同,请加告身两字即‘吏部告身之印’,始自唐李暠也。”《职官分纪》载:“凡官告各以主司告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部,王公命妇用司封,加勋用司勋。”《宋朝事实类苑》载:“凡文臣及节度观察防团刺史、诸司使副、内殿承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军至军校环卫官,用兵部印;封爵命妇用司封印;加勋用司勋印。”宋神宗时对官制的改革之后,才出现了告身只用吏部、兵部告身印的情况,而司封、司勋两司之印不再使用。
 
 (二)地方官署印
地方官署印有凉州都督府之印、北庭都护府印、燉煌县之印、高昌县之印等。这些地方官署印的基本特征和面貌,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土的西州都督府以及下设诸县之印的模本非常类似。
常乐县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0cm×5.0cm。钤用文书见P.3727。隋开皇四年(584)以汉冥安县置,《隋书·地理志》:“常乐县……有关官。”唐武德七年(624)改常乐为晋昌,属瓜州郡,后陷吐蕃。在今甘肃安西县西。
凉州都督府之印,正方形,篆书,朱文。钤用文书见P.2819、P.4634c、P.4745、S.1880、S.3375、S.11446、Дх. 111+113、Дх.6521、MIK.III7484。凉州,武威旧称,意为“地处西方,常寒凉也”。自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历代王朝曾在这里设郡置府。唐时,设凉州都督府,后于咸通三年(862)改河西节度使。《旧唐书·地理志三》载:凉州都督府,武德七年置,天宝元年(742)改为武威郡。结合文书判断,此印章之使用主要在八至九世纪。
沙州都督府印,正方形,篆书,朱文。钤用文书S.0514。沙州,敦煌旧称,其名沿用较久。唐武德二年(619)置沙州,武德五年(622)改置西沙州;贞观七年(633)改为沙州;唐神龙元年(705),在沙州置豆卢军,以挡匈奴;吐蕃占领敦煌后豆卢军废;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沙州陷。“沙州都督府印”最早出现于《唐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之事实,说明《唐会要》“陇右道条”所记之“永徽二年”或为“永泰二年”之误,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是在唐代宗永泰二年(766),而非唐高宗永徽二年(651)。
盐泊都督府印,正方形,篆书,朱文。此印与“四镇经略使之印”多见于日本天理图书馆诸本。《新唐书·地理志七》载:“陇右道北庭都护府辖有盐泊州……以胡禄屋阙部置。”《唐会要》卷七三载:盐泊都督府,乃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平阿史那贺鲁之叛后,于西突厥胡禄屋部设置的羁縻都督府,地在今玛纳斯河一带。据唐乾陵石人像右二碑第七人衔名载:“吐火罗叶护咄伽十姓大首领盐泊都督阿史那忠节。”按四镇,见《唐书·方镇四》载:四镇经略使隶安西都护府。四镇者,即龟兹、疏勒、于阗、焉耆也。
北庭都护府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3cm×5.3cm。钤用文书见P.3298v、S.8877a、S.11458、有邻馆十号。唐都护府,又为方镇名。《新唐书·地理志四》及《通鉴》卷二〇七载:长安二年(702)十二月,分安西都护府、置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辖境远达今咸海西突厥各部族。七一二年,设北庭节度使,辖伊、西、庭三州及北庭都护府境内军、镇等,后归吐蕃。
河西节度使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7cm×5.7cm。钤用文书见P.3103。《唐书·方镇四》载:河西节度使,景云元年(710)置,初治凉州,大历元年治所改设沙州。《唐会要》则称景云二年(711)设。辖区为河西的凉、甘、肃、瓜、沙等州还包括伊州(哈密)和西州(吐鲁番)。按“河西”,泛指甘肃省内黄河以西至玉门关一带之总称,汉武帝时期驱逐匈奴后在此建河西四郡:武威(凉)、张掖(甘)、酒泉(肃)、敦煌(沙)。
河西支度营田使印,正方形,篆书,朱文。钤用文书见P.2763v。“营田使”一职是中原王朝在边境地区进行军事营田的官员;南北朝至隋唐都在边境地区施行营田以保证军粮供给,营田使多由领军大将兼任。归义军政权建立后,也设有支度营田使、管内营田使、都营田使等职,支度营田使一般由归义军节度使兼任。
河西道观察使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5cm×5.5cm。钤用文书见P.3527。使用期限约至五代末。
燉煌县之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3cm×5.3cm。钤用文书P.2592、P.2657a、P.2803、P.2822v、P.3018v、P.3354、P.3557、P.3559、P.3669v、P.3899v、P.5591、S.514、S.2703、S.3901、S.3907、S.4583、S.6111、S.6343、Pt.163、Ф.366、Ф.2657、Дх.528、Дх.1282、Дх.1379、Дх.3127、Дх.4020、大谷2834a、大谷2835a、大谷2835b、大谷2836、大谷2840、72TAM230、72TAM225等。“燉煌”者,即敦煌也,隶沙州、敦煌郡。使用期限约在七世纪至八世纪末,有纪年的主要集中于七〇一年(P.3557)至七六九年(S.0514)间。一件约八世纪中期的文书P.2803记载有敦煌县的全部隶属乡名:悬泉、洪闺、平康、玉关、慈惠、寿昌、神沙、效谷、敦煌、莫高、洪池、龙勒、从化。
燉煌郡之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3cm×5.3cm。钤用文书见P.2592、P.3354、S.3901、S.4583、Pt.163等。唐玄宗天宝元年改州为郡之后,“沙州之印”(见P.2822、P.3557、P.3669、P.3899)随之改为敦煌郡之印。
高昌县之印,略偏长方形,篆书,朱文,5.5cm×5.3cm。钤用文书见S.4682、大谷1226、大谷2829、大谷3128、大谷3135、大谷3137、大谷3145、大谷3149、大谷3988、大谷4879、大谷4880、P.2177、P.2209、P.2318、P.2413、P.4681、S.3967、S.5134、S.5995、Ф.125、Дх.212、Дх.214、Дх.2027、Дх.4239、Дх.10265、散0789、北羽24、北鸟47、北三井008、TAM.91、TAM.206、TAM.209、TAM.230、04TBM.113等。《新唐书·地理志四》和《元和郡县图志》载:唐灭高昌,置西州,下辖高昌县。按,在阿斯塔那等地的考古发掘中亦有不少文书里发现此印的使用,如TAM91、TAM206、TAM209、TAM230以及04TBM113等。
寿昌县之印,略偏长方形,篆书,朱文,5.0cm×4.5cm。钤用文书见P.3016v。寿昌县,因县南寿昌泽而名,在敦煌县西南。北魏正光六年(525)改龙勒为寿昌,保定四年(564)废之,唐初武德二年复置县,永徽元年(650)又废,乾封二年(667)再置。建中(780~783)陷于吐蕃,大中二年(848)张议潮复之。
按,西州诸县其他常见印鉴尚有“蒲昌县之印”(宁乐18【2】14【2】7【3】)、“交河县之印”(Ma301)等,因多为吐鲁番地区出土文书所钤,故暂不详述。
 
(三)军旅印
敦煌遗书所见之豆卢军印、豆卢军兵马使之印、瀚海军之印、朔方军节度使印等,应用较为广泛,遗书中也比较常见。
豆卢军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5cm×5.5cm。钤用文书见P.3348v。豆卢军之印长方形,篆书,朱文,5.2cm×4.8cm。钤用文书见P.3274v、P.3556v。“豆卢军兵马使之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5cm×5.6cm。钤用文书见大谷2840号。按,此外尚有豆卢军经略使之印,正方形,篆书,朱文,其使用多在武周时期,钤用文书见72TAM225。“豆卢”者,为吐谷诨语“归义”之意(一说为鲜卑语6)。《新唐书·地理志四》载:“豆卢军,神龙元年置”;《唐会要》卷七十八载:“豆卢军,置在沙州,神龙元年九月置军”;《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载:“豆卢军,沙州城内,以挡匈奴要路,管兵四千五百人,马四百匹。”吐蕃占领敦煌后豆卢军废。而豆卢军兵马使之印钤于长安二年之军牒,日本藏大谷文书2840号《长安二年十月豆卢军牒敦煌县为军司死官马事》即有此印记7;出土文书中更有圣历二年(699)的豆卢军文书—一九七二年阿斯塔那225号墓发掘出土品中已见豆卢军经略使之印8,这是目前最早的相关资料,换言之,至少在七世纪末已经设有豆卢军,亦可正旧史所载之谬。
瀚海军之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cm×5cm。钤用文书见S.11453h、S.11459c、BD.09337+09342+09347等。《唐会要》卷七八:“瀚海军,置在北庭都护府。本车师王境也。贞观十四年置庭州。文明元年。废州置焉。长安二年十二月,改为烛龙军。三年,郭元振奏置瀚海军。”《旧唐书》卷四○:“瀚海军,开元中盖嘉运置,在北庭都护府城内。”《新唐书》卷四○:“有瀚海军,本烛龙军,长安二年置,三年更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瀚海军,北庭都护府城中。长安二年,初置烛龙军,三年,郭元振改为瀚海军。”对瀚海军设立的时间,《唐会要》记载是“文明元年废州置焉”,《旧唐书》则是“开元中盖嘉运置”;《元和郡县图志》定为“长安二年初置烛龙军。三年,郭元振改为瀚海军”,可见有关瀚海军始置之时间,以上四书有不同说法。对于史籍记载的分歧,近代以来史家即有论列。大谷光瑞所获唐代文书李慈艺勋告之年代为开元四年(716),其中有“瀚海军破河西阵、白涧阵、土山阵、五里堠阵、东湖祆阵等总六阵,准开元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敕”等语,王国维对此进行了考证,撰《唐李慈艺授勋告身跋》一文,文中也列举了《旧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图志》的矛盾记载,并依据《旧唐书·郭虔瓘传》所载虔瓘开元初之北庭都护兼瀚海军经略使和李慈艺授勋告身是开元四年所发,指出了“《元和志》、《新志》说是,《旧志》说非”,肯定了《元和志》和《新唐书》的真实。
朔方军节度使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7cm×5.2cm。钤用文书见P.3298v。《新唐书·方镇一》载:开元九年(721)置朔方军节度使,“领单于大都护府,夏、盐、绥、银、丰、胜六州,定远、丰安二军,中、东、西三受降城”。其辖地一直在不断变化,直至唐末9
 
(四)其他官印
这类官印主要有金山白衣王印、燉煌国天王印等所谓的国号印,以及大于阗汉天子制印、通天万寿之印等数枚少数民族印。
金山白衣王印,正方形,篆书,朱文。钤用文书见P.4632、Дх.3174等。梁开平中沙州节度使张承奉于天祐二年(905)建西汉金山国并自号为“金山白衣王”、“金山白衣天子”,梁顺化年间(911~915)一直在位,到后曹议金兴起做节度使,政权由张氏转移到曹氏手中,这一时期王重民先生认定应为贞明五年至同光元年之间。
燉煌国天王印,正方形,篆书,朱文。钤用文书见S.1563。燉煌国,即张承奉所建金山国。
大于阗汉天子制印、通天万寿之印,皆正方形,篆书、朱文。钤用文书咸见于P.2826。唐中期,于阗与沙州结盟,张议潮击败吐蕃在敦煌建立张氏政权时,受到于阗的大力支持;五代宋初,张淮深继任沙州节度使期间,于阗王与张氏通婚,关系密切。于阗王尉迟氏自称为“唐之宗属”(见《宋史·于阗传》),改名李圣天并自称“大于阗汉天子”,又制此印,与张氏政权通信亦常以此自称。通天万寿之印,同见于P.2826,亦为于阗官印。
 
(五)藏经印
敦煌文书出现的藏经印不在少数,尤其是瓜沙州大经印、报恩寺藏经印、三界寺藏经、净土寺藏经等,出现频率颇高。唐代佛教盛行,在六四五年玄奘取经回国后更是大行于世、抄经成风,所以,在经卷上钤上各寺院之印章当然也是稀松平常之事了。其钤盖位置多于卷子的首尾处。“瓜”、“报”诸印也因此被称为非官印体系中“唐印之标准”10。还有就是一些木刻佛印,如P.3455、S.1183、S.4844及浙博175号等,从形式上虽然更接近于肖形印之特点,但就其功用而言,我们还是将其置于藏经印的范畴更合适些—其中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实例是天宝十二年(753)敦煌写本上的印痕11
瓜沙州大经印,长方形,篆书,朱文,4.4cm×3.4cm。钤用文书见P.2177、P.2209、P.2318、P.2413、P.4681、P.4725、S.0559、S.3967、S.5134、S.5995、Ф.125v、Дх.212、Дх.214a、Дх.1026、Дх.2027、Дх.4239、Дх.10265、故新153369、散0789、北0073、北0616v、北三井008、津艺114、浙博115、浙博117、浙博118、甘图025等。此为非官方的佛教文书专用章,使用年代跨度自七世纪至十一世纪(集中出现在7世纪的文本中)。有不少学者一直释之为“瓜沙州大王印”,笔者以为有误。理由如下:首先,“经”字作“坙”,“王”字之篆书未见有此写法,而“经”字篆文则有缺“糸”旁的写法,容庚《金文编》:“经,不从糸”,如《毛公鼎》、《晋姜鼎》等皆是12,明清流派印中也有类似写法,而同样地复检“王”字各种古籀、篆文、八分却无类似此形的情况,这是至为关键的一点。其次,此印仅见于各类佛经且量不少(至少有23处13),包括有明确纪年的三件:P.2413《大楼炭经卷第三》尾署“大隋开皇九年四月十八日”,橘目大谷二乐庄旧藏《瑜伽师地论卷第廿三》尾署“大中十年十一月廿四日”,北0616《佛说佛名经卷第三》尾署“大梁贞明六年岁次庚辰五月十五日”,却从未见此钤于任何官方性质的公文信件中。再次,曹氏家族的确偶有自称“皇帝”或“王”者,然从未有“瓜沙州大王”之谓的实物资料发现,史籍和其他文书也绝无相关或类似的记载,即便是死后受封也没有“瓜沙州大王”的称呼。且从归义军统治期间使用官印的情况来看,“沙州节度使印”、“归义军节度使之印”、“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等皆见,使用频繁,唯无“某某大王印”。同时,此印使用的时间跨度长、范围广、统治者更迭频繁同样也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因而自称“王”者仅是极其短暂的一段时间而已,不太可能如此大量而频繁地出现在经卷上。复次,再勘比其他官印和藏经印的形制特点,也很能说明问题:印章制度在隋唐两宋时期是颇有讲究的,这种长方形的近似4:3的格式比例,显然更接近于后者,“报恩寺藏经”和“显德寺藏经”二印也大致是这个比例,然而同期的当地官印则基本全是正方形,且尺寸多在5.5 cm到5.8 cm之间。也就是说,若此为“王印”,则形制应方、尺寸更大,方合体例。综合以上各点,故笔者判断此字应是“经”无疑,故归之为“藏经印”一类。
报恩寺藏经印、龙兴寺藏经印等,使用期限约自七世纪至十一世纪,即盛唐至北宋期间。
报恩寺藏经印,长方形,篆书,朱文,5.2cm×4.2cm。钤用文书见P.2233、S.0296、S.1566、S.1587、S.2764、S.2788、Ф.9、Ф.23、Ф.32、Ф.159、Дх.1771、北0062、北0067、浙博011、浙博022、浙博076等。报恩寺在沙州城内,最早见其名的写本是P.2729(788),S.2614(895)中记有该寺僧人名单,北宋天禧三年(1019)仍在,见《天禧塔记》。寺有藏经P.2726、P.4000等多部。有释为“解怨寺藏经印”者,实误。
龙兴寺藏经印,长方形,篆书,朱文。钤用文书见Ф.9、Ф.23、Ф.159。龙兴寺是唐末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十七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位于沙州城中,《全唐文》、《唐会要》称神龙元年中宗命天下各州各置中兴寺观,旋改名龙兴。宝应二年(763)初见其名,见S.2436,亦有认为始于乾元二年(759)的14,北宋天禧三年犹存,见《天禧塔记》。寺有藏经S.476。
而开元寺大藏经、净土寺藏经、三界寺藏经等则略晚,约始用于八世纪中晚期;乾明寺藏经就更晚些了。
开元寺大藏经,长方形,楷书,朱文。钤用文书见P.2351v。开元寺在沙州城内,吐蕃统治初期初见其名,见S.2729,北宋端拱三年(990)犹在,见《沙州户邓守存等户口受田簿》。寺有藏经P.2351、S.476等。
净土寺藏经,长方形,楷书,朱文。钤用文书见P.2004、P.2039v、P.2057、P.2100、P.2175、P.2188、P.2219、P.2263、P.2284、P.2290、P.2298、P.2320、S.1593、S.1832、S.2295、S.4630、S.5296、S.6733、S.6795、Ф.112、Ф.167、北0062、北0067、北0805、北0818、北0864、北7023、津艺99等。净土寺又名“三世净土寺”15,位沙州城内,规模较大,分南、中、北三院,吐蕃统治中庚申年(840)初见其名,见P.3410,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犹在,见S.3156。寺藏经巨多。作为一大寺,净土寺在敦煌的佛教、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三界寺藏经,长方形,楷书,朱文。钤用文书见P.2097、P.2233、S.0093、S.0296、S.1587、S.2129、S.3755、S.3788、S.4861、S.4864、S.4868、S.4869、S.4876、S.4916、Ф.23、Ф.24、Ф.159、Ф.1771等。三界寺规模较小,且远离州城16,吐蕃统治时期(约820年前后)初见其名,见P.3654,北宋天禧三年犹存,见《天禧塔记》。
莲藏经,长方形,楷书,朱文,3.8cm×1.4cm。钤用文书见Дх.1018、Дх.1760、Дх.3021、浙博116、浙博175。
诸寺兴废之稽考,一直是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因我们考察和研究的角度主要是印章使用方面的情况,所以基本上确定其大致年代、先后顺序以及与之相应的钤用状态,其他则暂不做深究。
 
(六)私印 僧官印 图书印
河西都僧统印,正方形,篆书,朱文。钤用文书见P.2638、P.2879、P.4638、S.0520、S.1604、S.2295、S.2575、S.3798、S.3879、S.4632、S.8583、S.9227等。此职乃河西最高之僧官,亦名“释门河西都僧统”、“应管内外都僧统”、“僧统”等(800~848年间也曾有“都教授”等称谓),换言之,当地佛教界之领袖。河西都僧统由节度使推荐、朝廷任命,其职是统管辖区内的僧尼寺众,总领各类僧务,负责范围包括管区内的人事任免、财务开支以及各种仪式等等。其下设有各级僧官。这种“僧官印”和传统意义上的“官印”事实上有所不同,因其实权仍是掌握在节度使手中17,而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私印性质,故应该是属于官印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吧。
宣谕使图书印,正方形,篆书,朱文,4.8cm×4.8cm。钤用文书见P.3573a。王重民先生曾称:“宣谕使不详何时置,或为唐代于河西特设之官。”虽“宣谕使”一职据载为宋置,见《宋史·职官志》:“专掌奉使宣谕朝廷旨意,事毕即去职。”但钤有此印之文书末有墨书一行“判官氾塘彦寻览”,考氾氏乃唐人,乾宁三年(896)任敦煌县尉,后调常乐县令(见S.2113、P.4640),显然“宣谕使”至少晚唐已设。所以我们讨论这个图书印,是个颇有意义的典型:不管是认为图书印“始于赵宋”18即“内府图书之印”,还是将此上限推至五代的“勾德元图书记”,除去“建业文房之印”一类未用“图书”字样以外,现在看来专称“图书”印者至少可上推至唐。另有例证:《陆司谏书兰亭诗》中有关于“博陵用吉图书”印的文句,近年亦有唐代李存墓出土“渤海图书”和洛阳铁院唐墓出土“武威习御图书”两个实例—看来印学史上“图书印”的专称应提前至李唐?
洪辩印,圆形,吐蕃文,带虎押。钤用文书见Pt.999等。纯粹意义上的私印罕见,此为一例。洪辩(?~862?),敦煌僧人,亦称吴僧统、吴和尚。俗姓吴,父绪芝,母南阳张氏。幼时出家,有辩才,谙蕃语,传译佛典,精研唯识。知大蕃沙州释门都法律兼摄副教授十数年,迁释门都教授。蕃历水鼠年至木虎年(832~834)于莫高窟开七佛堂,又建“法华无垢之塔”;大中二年协助张议潮起事。大中五年唐宣宗敕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充河西释门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敕黄牒。撰有《李教授阇梨写真赞》(P.4660)。约卒于咸通三年,并立有《告身碑》。
其他私印不多见,若“曹印”二枚,一方一圆,朱文,皆用楷体,分别见于P.2761与P.3721。白文极罕见,若“真印”一枚,长方形,见P.3207。
总之,在各类印章尤其是官印的使用上,唐朝向来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据《唐六典》卷一、《唐律疏议》卷二五所载:“凡施行公文应印者,监印之官考其事目,无或差谬,然后印之;必书于历,每月终纳诸库。”对“伪写官文书印、诈为官文书及增减”者,惩罚极为严厉—唐朝法律十分强调对官印的正确行用这一点,在P.3078《神龙散颁刑部格》同样有所记载:“伪造官文书印若转将用行,并盗用官文书印及亡印而行用,并伪造前代官文书印若将行用,因得成官,假与人官,情受假:各先决杖一百,头首配流岭南远恶处,从配缘处有军府小州,并不在会赦之限。其同情受用伪文书之人,亦准此……”同时,文书中的官印在钤盖位置上也有一个基本规范,即钤于卷首、卷尾及两纸背面接缝等三处之格式。
 
三、五代及北宋印鉴考
 
自五代十国至宋初,因社会动荡不稳,各国职官形成一种交错、变化的局面,故印章不一定由礼部统一颁授,也常有各藩镇自行铸刻的,直到神宗时才逐步恢复唐代的正常制度。是期印章承袭唐风,但多用“印”、“记”、“朱记”等称呼,且印面较大,印背多有年号凿款。宋印之篆文笔画进一步曲折婉转,字与字间有时笔画连属贯通,同时边栏线较字画更宽。敦煌遗书中所见五代十国时期的印章,尤其是归义军诸印,与传世的五代印之典型“泰成阶文等第三指挥诸军都虞候印”、十国印之典型“吐浑马步军都指挥记”等在风格上也基本一致,唯精制度似乎略逊。晚唐五代始,官印印文在隋唐的基础上逐渐发生变化,疏朗开阔的格调渐渐消退,为使篆文充实印面,在印文笔画的处理上进一步增加了回环盘曲,笔画线条间开始出现纠结和粘连的现象,整体布局趋向茂密,“九叠篆”越来越名副其实;而下层官印和商业用印也有用楷书体者。是时之官印按照类别来分,大概也是官署印、军队印、少数民族官印、藏经印这几种类型。
沙州节度使印,长方形,篆书,朱文,5.8cm×5.5cm。钤用文书见P.2704、P.3103、P.3388、P.4683、S.1604a、S.8516abc、Дх.1435、Дх.2165、Дх.3015+3156、Дх.3412+3415诸件。自张氏政权至曹氏(曹议金、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即唐末至五代末沙州节度使之官印19。此印有纪年者的界限集中在九世纪晚期(如Дх.2165,894)至十世纪中期(如Дх.3015+3156,953),也就是说该印至少一直使用到九五三年,但理论上讲最多不会晚于显德二年(955)“新铸印”的使用,即《太平寰宇记·陇右道四》所载的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
归义军印、归义军节度使之印。归义军印,略偏长方形,篆书,朱文,5.5cm×5.3cm。钤用文书见P.3260、P.3347、P.3556vb、P.3902vb、P.3903、Pt.1124、Дх.1352。归义军节度使之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7cm×5.7cm。钤用文书见P.2737、S.1898、S.4398、S.4453、S.6998ab、Ch/U.7525、Ch/U.7527、T.IIY46abc。归义军节度使印最早见于八九一年的文书Ch/u7525、Ch/u7527,说明至晚张氏政权末期已用。归义军印有纪年者尚有P.3347和P.3556,分别为九三六和九三七年,可判定此乃曹议金取代张氏任节度使后所启用。按分期论,带有纪年有印章的文书,可大致分清不同朝廷赐予节度使的封号—在八五一年起的约四十馀年间称作归义军节度使,中间有一段也称作沙州节度使,约九五五年后又复称归义军节度使。
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略偏长方形,篆书,朱文,6cm×5.8cm。钤用文书见P.2155va、P.2484a、P.2629、P.3878、S.2974、S.4632、S.5571v、S.5574、S.5590、S.5973vab、敦研001等多件。五代后期,朝廷赐敦煌节度使曹元忠此新印。
归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5cm×5.5cm。钤用文书见P.3835等。我们注意到一件S.4398,即《天福十四年五月曹元忠牒》,是曹元忠向中原进贡时给朝廷重臣的正式公文,署衔即称“新授归义军节度观察留后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云云。
沙州观察处置使之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8cm×5.8cm。钤用文书见P.3239、P.3384、P.3805、Дх.1405等。其中最早见于P.3384《唐大顺二年户籍》(891),表明迟至在张淮鼎时期该印已经被使用了。沙州观察处置使这一职务取消后,则代之以瓜沙等州观察使一职,印鉴亦存。按,另有瓜沙等州观察使新印,正方形,篆书,朱文,5.8cm×5.8cm。钤用文书见P.2968、P.3379、P.3576、P.3975、P.4638。
瓜州团练使印,长方形,篆书,朱文。钤用文书见P.4622。《册府元龟》卷一七○载:“世宗显德二年正月,沙州留后曹元忠、知瓜州军事曹元(延)恭各遣使进方物,以元忠为归义军节度使简较(检校)太保同平章(事),以元(延)恭为瓜州团练使,仍各铸印以赐之,皆旌其来王之意也”,宋初,曹延瑞任此职。
五代至北宋的僧官印、藏经印,除了前述诸印仍有使用外,尚有:沙州都僧统印,正方形,篆书,朱文,4.8cm×4.7cm,钤用文书见P.4638;显德寺藏经,长方形,楷书,朱文,5.0cm×3.9cm,钤用文书见P.2097;乾明寺藏经,长方形,楷书,朱文,6.2cm×1.4cm,钤用文书见P.3072。
总体而言,敦煌遗书所见各类印鉴,整体风格与印学史上同期的类型比较,既有共通性,又有地方特色。共性主要体现于形制方面,外形、尺寸以及篆字布局等,也就是在“标准性”上符合整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如内文思使之印(见S.8444)、建章监之印(见P.2114v)、沙州院之朱记(见P.3547v)及沙州节度使印、高昌县之印、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等。而其特殊性,一类是体现在文字使用上,多以夸张或修饰手法为之,反映出一种张扬、外向的个性化特征,如“敦煌县印”之“县”右边“糸”部呈两大外拓之圆环、“金山白衣王印”之“金”、“衣”二字上部笔画的扭转成对称的极具装饰感的两S形等等;一类是于章法上的纵横开合、腾挪变幻、疏密对比,如归义军印、凉州都督府之印诸印。再者便是藏经印等非官方印章,不但形制有异而且字法上也多用楷体,又完全不同于印史上我们常常看到的同期隶书化楷体或圆转稚拙态的楷体(以诨下都指挥记、州南渡税场记、都检点兼牢城朱记和元从都押衙记等标准品为参照);而凡用楷书者皆以魏楷为之,这或许也是因为河西地区的传统、受北朝碑刻影响较大的缘故吧。从三界寺藏经、净土寺藏经到莲藏经都类似,起笔重、捺角硬、方折多,明显有一种生拙率真的地区化的审美倾向存在。
 
四、补述:关于印材与印色问题
 
由于此期印章未见实物,所以对印材的研究暂时无法展开,按照古代印章制度推断,大部分印章,尤其是官印,仍以铜材为主,《宋史·舆服志》载:“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敦煌诸官印应不例外。但其间也偶有木印者,如浙藏残叶(浙博175)中“莲藏经”骑缝印即是,而几方与之相似的长方形楷书阳文印,估计有可能也是—《隋书·礼仪志》就曾记载了北齐宫廷有一方“督摄万机印”,所谓“以木为之……唯以印籍缝”,长方形木质印专门用来钤盖于典籍之上,或许从南北朝以来就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甚至是固定印制了。
至于印色,其中我们所见印鉴大多为朱色。钤印之“印色”,即我们现在称为“印泥”者,这与秦汉时期所用之“印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那是专指“封泥”而言的。南北朝始,印多直接蘸色而印于纸帛等材料之上。《魏书·卢同传》:“令本曹尚书以朱印印之。”《北齐书·陆法和传》:“其启文朱印,名上自称司徒。”据载,早期的印色是以蜂蜜调配朱磦,后来用油调朱砂,材料在不断地尝试和改良,唐官印中有称“朱记”者,桂馥尝云:“唐时印泥非一色,印文曰朱记,以别于他色耳”,便是此意。一九八四年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发掘清理庐州参军李存墓时曾出土有一盒印泥,因时间久远已完全干透,但仍“残存红色絮状物”,这应该就是印泥失水失油后所存留的固体部分,此便是古代红色印泥的实物证据。此外还有墨色印痕,如BD.15387之“净土寺藏经”、P.2179之“敦煌镇印”等,上述“莲藏经”印亦然。至于水性的黑色“印色”,现在我们所能查阅到的资料不多,如《旧唐书·职官志》中曾载:“凡天下赋调,先于输场简其合尺度觔两者,卿及卿史监阅,然后纳于库藏,皆题以州县年月,所以别粗粮、辨旧新。凡出给,先勘木契,然后录其名数、请人姓名,署印送监门,乃听出,若外给者,以墨印印之……”还有一种考古发掘的情况是: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庸调布上有几件留有朱印或墨印,其中朱印是庸调布缴纳人所在的州县政府勘检所印,而墨印则是上级主管机构左藏署允许出库的印鉴20,是以功用区别之。由于延昌元年(512)的S.1547《成实论卷十四》末之题记上的墨色印章和延昌三年的P.2179《成实论卷第八》末之题记上的墨色印章,是目前所知实物资料里年代较早的钤于写卷之墨印,虽其印文内容难辨(有一方为“敦煌镇印”),但是,至少表明钤盖墨印的下限应该不晚于六世纪早期,因这两卷皆为官造写经,都见典经师令狐崇哲名,所以,使用黑色印泥,在当时大概也是较为普遍的情况。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情况:藏经印中,如“报恩寺藏经印”等印章多钤以红色,而净土寺藏经、三界寺藏经等楷书印章皆钤以黑色,这种差别始于吐蕃统治时期,似乎是八三〇至八四〇年之间开始通行起来的一种“规则”?
就敦煌遗书来考察敦煌地区印材和印色的使用情况,尽管现在留给我们的实物材料有限,线索也并不多,但它作为敦煌书法专题研究的一个分支,也是我们印学史研究中一项冷门但又有其特定研究旨趣的内容,这一领域,仍有待于新资料的发见、有待于我们去继续探索。
 
 
 
 
1. 按方广锠《敦煌遗书编目所用数据库及数据资料》一文之统计:“汉文遗书大约有58000号,分布如下:1.英国图书馆,约14000号;2.法国图书馆,约4000号;3.中国国家图书馆,约16000号;4.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约19000号;5.日本散藏,约2000号;6.中国散藏,约3000号;7.西欧、北美及其他地方散藏,约数百号。”《敦煌学知识库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2. 数据来源主要引用以下材料Chen Tsu-lung: Liste Alphabétique des Impressions de Sceaux sur Certains Manuscrits Retrouvés à Touen-Houang et dans les Régions Avoisinantes,ctp.5-14;Liste Supplémentaire des Impressions de Sceaux Officiels sous les Tang et les Cing Dinasties,ctp.257-263.Л.И.Чугуевский:Китай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Дуньхуана,268-274.
3. 罗福颐《古玺印考略》卷上,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第91~92页。版本下同。持同样观点者还有:史树青《历代书画伪章留痕·序》,《收藏家》,1994年第7期;刘江《中国印章艺术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第189、196页;叶其峰《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0页。
4. 刘江《中国印章艺术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年,第212页。
5. 沙孟海《印学史》,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87年,第23页。
6. 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52页。
7. 《大谷文书集成》第一册,法藏馆,1984年,第110页。
8. 《吐鲁番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第7册,第229页;陈国灿《敦煌学史事新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第185~189页;《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第3页
9. 李鸿滨《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 罗福颐《古玺印考略》卷下,第98页。
11. 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2页。
12. 容庚《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经”字条,第857页;徐文镜《古籀汇编》,武汉:武汉古籍书店,1990年,“经”字条,第1466页。
13. 方广锠《敦煌遗书与奈良平安写经》:“根据不完全统计,有三界寺藏经印24处、净土寺藏经印17处、显德寺藏经印1处、报恩寺藏经印21处、莲台寺藏经印19处、永安寺藏经印1处、瓜沙州大王印23处。以上总计有藏经印106处。”《敦煌研究》,2006年第6期,第141页。
14. 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序》,《浙江与敦煌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15. 净土寺可参阅陈大为《敦煌净土寺研究综述》,ILCDS,2005,P.118~122。
16. 三界寺之详细情况另可参阅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藏经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荣新江《再论藏经洞发宝藏—三界寺与藏经洞》,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
17. 刘进宝《敦煌学通论》:“正因为敦煌教团僧官的任命权在归义军节度使,故僧官在大政方针上必须与归义军政权保持一致,甚至听命于归义军节度使。”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8页。
18. 桂馥《续三十五举》,《历代印学论文选》,第318页。
19. 关于五代归义军曹氏政权的具体情况,见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等。
20. 参见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军事文书初探》及王炳华《吐鲁番县出土庸调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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