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春阳白话文运动史话

陈丹青

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

 

以上这番话,是晚清官员邓实所说,文言句式,不难懂。逾百年后,中国没有亡,而且正在崛起;汉字迄未废除,由繁体而简体,仍在使用。中国的“语文”则发生空前巨变:文言文早经废弃,现代语文一律是白话文,能读古文者,固然有,但恐怕没人再如邓实辈这般思维而说话了。

这样的“中国语文”是怎样一种语文?由这语文而言说的中国,是怎样一个中国?

语言亡失继而亡国的古例,并非没有。邓实说这话,时在国难逼近之际,朝野救国,议论滔滔,他独取“语文”一节而发此危言,不知当初获致怎样的应和。百年迄今,救国强国的无数实践多半奏效,或在试图奏效的路途,其中,始于民初的白话文运动及其后果,则要比其他革命—国体、政治、经济、科技、文艺—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来得更为深刻、更为久长、更难评估。

 

 

 

李春阳女士《白话文运动的危机》,似在回应邓实以上这番话。昔邓实以五十六字出之,本书逾六十万字—前年、今年,我居然逐字通读了两遍,其中布满许许多多我所不知道的掌故与识见,更有我大欠明白的道理在。我愿以这篇序言感谢李春阳。

 

白话文运动、文化激进主义、五四启蒙的政治化、文言传统的丧失……这些词语,我平时随口说、随手写,自以为历史的是非早已清晓。读过这篇详详细细的账,这才知道我于白话文运动,及其今日白话文的种种来历,根本不知道。

零碎的例,太多了。譬如,白话刊物的初起,远自清末,主事者大抵是洋人传教士,并非始于民国初年那场白话文运动;一九二〇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即训令全国初级小学改“国文”为“国语”,“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虽说形同空令,究竟是官府的文告,并非一班书生闹运动;白话文运动的目标是“言文一致”,首倡者,想当然耳,胡适之、陈独秀,其实有言在先的却是晚清的黄遵宪;而在鲁迅提议年轻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之前—至少早了近半个世纪吧—吴汝纶就扔出更为决绝的话,说是除了一册《古文辞类纂》,中国的古书一概不必读……

这等事情,我从来不知道。

除了陈述白话文运动的原委,本书持续接引语言学观点,与白话文运动的史料时相穿插,层层揭示运动的内因、外因、远因和近因。如古代开科取士与文言文的关系,近世废除科举与白话文的关系,孙中山的立国“五权”何以特设“考试权”,周作人为什么以“十二分的诚意”提请给大学生排几课“八股文”,这些,我都不知道—当章太炎为汉语汉字严正辩护,同期,结构主义语言学祖宗索绪尔在巴黎开课,章太炎也完全不知道—至于什么是汉语的“字本位”,什么是印欧语系的“音本位”,什么是汉语书写的“意”和“象”,什么是八股文的“破题”与“束股”,什么是“义理”、“考据”、“词章”,什么是唐宋八大家,什么是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我原本不知道,略微知道的,也不甚了然,现在由作者领着一路读下去,这才望见白话文运动闹起来,或故意、或无意,处处和语言学发生大错位。当初,新旧文人对文言文的辩护有理有据有远见,从胡适陈独秀鲁迅那边看过去,莫不是强词夺理的混账话,如今远隔是非,始得看清强词夺理之辈,反倒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和大佬。

李春阳是要来质疑启蒙前辈么?不是;是为清末旧党抱屈么?也不是。通篇读下来,李春阳的工作,就是方方面面一五一十告诉你:白话文运动的前前后后,哪些关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哪些人物当时说了什么话,哪些文本针对什么问题,哪些问题被什么缘故或支离、或利用、或完全掩盖了……所有这一切,据实说,我一概不知道。

我乐意公布我的不知道。我亟愿确信:当今若干文学教授、语言学家和历史学者,应该知道;眼下的密密麻麻的文科研究生,也该大约知道的:但以上细故,仅仅关乎知识?白话文运动,只是语言专业的学术课题吗?

我对本书的深度认同,大约以下几点:一,材料的看法与用法,超越学术。二,大规模犯难,难度可惊,勇气尤为可惊。三,对传统中国语文,耿耿挚爱—没有这份挚爱,仅着眼于史料与学术,不可能有这部书。

 

先说第一点。

本书成稿,历时五年,初稿二九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初读,即有感于作者对中国语文的命途与是非,异常敏感,且于历来研究白话文运动的文本,显然早经追究;而兹事体大,论者累累,倘非长期浸淫大量史料,反复辨读,不可能是这等审慎而富野心:此是书写论文最可宝贵的状态。

白话文运动的起止,大致是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按论文通例,此一时期的重要材料均被收入,鲜有遗漏—包括部分启动的所谓大众语、世界语、拉丁化新文字等等改革,及这一过程中的著名论争—几乎是运动史料的一览表。但这份一览表仅占全篇史料十之二三:作者的史识远过于此。就我二度阅读的记忆,不断不断使我开眼而此前无缘一见的文本,远比民初白话文运动的已知史料,更具历时感与说服力。

撮要说来,大幅扩增的材料是:

(一)官方文本。包括北洋政府、民国政府和新中国政府的明令、文告、社论、专著、辞典、批判稿、会议文件、政策条款等等。

(二)一改相关研究历来聚焦民国的旧例,一九四九年后涉及语言改革的大事记,包括重要文献、发布年份、执行机构,从事研究或制定语言政策的人物等,多所记存。

(三)议论白话文问题的人物身份,大幅扩充,包括革命家、哲学家、史学家、美学家、翻译家、官员、诗人、书画家、文艺评论家,甚至烈士遗属、中小学生、老百姓。至此,“白话文运动”的主角与焦距,易为“白话文”本身。

(四)国家,及国家首脑对语言改革的强度介入、长期掌控,可能首次被纳入白话文运动研究,时段跨越七十多年,历经延安时期、内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后、文革、后文革迄今。其中以毛泽东及中共高层的相关指示与宣传,为最重要。

(五)白话文运动著名文本之外,百馀年来的大量白话文文本,包括晚清、民国、共和国迄今的各种公文、作文、小说、诗歌、发言、辩论、通信、杂谈、俚语、方言、网民语言……总之,以往同类研究仅限于文字学、语言学与文学创作的材料范围,至此扩充到白话文被及的几乎所有层面。

至此,李春阳打通学科,串联古今,将白话文运动被长期支离的历时性与影响面,完整还给了白话文,白话文运动的语言问题和历史问题,终告合流;白话文研究的方法、观念,为之一变,白话文研究的历史视野,为之大开,白话文运动被一举带出五四语境—同时,也被全方位置入长期支配这一运动的历时情境—进入远为庞大的领域。在被白话文全面覆盖渗透的所有领域中,白话文运动漫长遍在的后果(包括无法预估的前景),可能首次—至少,以此前未便点破的要点—被置于权力的景观。

这是一篇不惮其繁,事事处处以材料组构叙述的论文。所有扩增的材料,为白话文一案展开全新的证据,其说服力,即在揭示了中国现代政治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公然呈示,终于在白话文史料与中国现代史之间,清理出一整条错综复杂而清晰可辨的因果链。自白话文运动大面积失控到深度质变的全过程,初告揭示:当年这场语言运动设置的种种话头,日后,几乎全部坐实为不折不扣的政治命题—换言之,回避政治,无以谈论白话文运动。

在已知的白话文运动研究中,“政治”,以及政治的历史作用,照例被审慎带入,作为背景,作为暧昧的补充,和语言问题区隔处理,以安全的距离织入理论性评述;但在本书中,每一份材料呈现为政治的,同时是语言的自供状,阅读全篇的过程,即是语言如何作为政治、政治如何成为语言的呈示过程:以递进的,渐强的方式,李春阳使扩增的材料源源提供了一组又一组政治真相:这些政治真相的每一部分,每一个面,体现为语言—就是语言。

是故李春阳的材料不再只是材料,而是白话文运动政治性格的自行叙述。经审慎调理后,各种文本的政治性或从语言表层凸显,或使语言的真问题从政治话语中被剥离,而后,同步植入本书的多声部结构,甚至,成为主唱:论文的章节,由此清晰,并予确立。

譬如,据材料的类别与类比,划分专章(如“破除文言白话之执”、“汉语欧化问题”、“新旧白话问题”等等);追踪材料的要义和疑点,焦距专题(如“白话偏至论与儿童八股”、“现代翻译问题对白话的影响”、“从张恨水到张爱玲与赵树理”、“鲁迅与毛泽东文体的差别”等等);利用材料的对立或关联,显示异同(论及翻译问题一节,《天演论》的严复文言版与后世的白话译文,两相对照;论及“毛文体”一节,毛泽东二十六岁、三十三岁、五十多岁的文言稿件和白话文,前后对照;文革后以文革语言批判文革的材料等等)。如此,白话文与白话文运动,该运动与政治、历史、语言学等等过于复杂、专业或非专业的种种关系,被所有材料的语言性能,彼此照亮—此前,这种语言性能未被发掘、未予彰显—并跃出材料,与本书形成交相辨识、彼此辩难的互文关系,所有材料于言事之际,同时便在说理。

论文的材料部分,通常枯燥乏味,以我有限的阅读,此前鲜少在论文中遭遇如此富有活力的材料:在其他命题的论文中,本书与材料大致处于从属关系,在李春阳这里,材料就是语言,作者的见解和材料中的见解,彼此出入,与本书不相区隔。我不愿说,这是一种叙述的策略—任何策略不免倾向选择的偏见—毋宁是纷繁的材料导引李春阳步步窥见白话文运动的惊人的轻率,在在触探政治和语言、语言和政治的双重陷阱:经由大量史料的反方向跋涉,李春阳详细清理了白话文运动的斑斑后事,以一种并非意在理论的论辨方式,详实估算白话文影响的是非凶吉:理论不可能凌越语言,理论就是语言,是语言政治之一。面对理论的语言和语言的理论,李春阳的警策与细察,近乎张爱玲发掘人性琐屑的文学敏感:材料,特别是语言改革的官方权威史料,处处给她看出无所不在的似是而非,包括逾半世纪之久被置若罔闻的大错大谬—如政治和语言、语言和政治的同一性—论文开篇,李春阳即截取国家辞典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大段明文,从容拆卸,分段究诘。此后,本书与材料的关系难分难解,形同语言和语言的辩论。

然而白话文运动的政治性格,并非本书的要旨,而是期使语言问题归位,或者说,作者试图揭示:白话文运动的语言问题为什么始终无法归位—其间,语言问题的“正位”,于焉显示:作为以上材料的遥远对比,李春阳持续接引先秦至清末的中国文论,连同欧美语言学观点,在扩增材料中穿插并置,将白话文占据的现代史与前白话文运动的漫长语言史,纵向衔接,兼以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横向比照,展开多维的纵深与对话—准确地说,将之交付语言的对决—白话文运动的政治性格,以及,这场运动本应针对的问题,因此获致必要的分殊、有效的平衡。

这时,良性的悖论出现了:我不敢判断年轻的作者是否古典语文的饱学之士,而我无学,仅读懂小半。但是,极度荒谬而亲切地,在我不能懂得的古典引文中,我从每一字句(包括不识不解的字词)获得汉语的归属感:一种不再为我所属的归属感。我不得不由此确认,自己是白话文运动的隔代子民。

所有书稿期待辩难。对于本书,则今后的辩难者恐怕先要面对的是官方材料与国家文本。换言之,仅就李春阳目前所能收揽归置的新旧史料,这篇文论即难以撼动。即便剔除文中全部观点—如上述,其中逾半观点已在材料与材料的关系中自行呈示—我们(至少,就我而言)对白话文运动,对白话文的认知,足以被这些材料有效地照亮、变更,以至颠覆。

我所感到最为窘迫而富有兴味的是—这兴味,处处来自真相的豁然—我从此不再信任白话文及其种种权威论述。但是,我属于白话文,就是白话文。我与本应归属的中国传统语文(包括上溯宋代的旧白话)以及这份遗产所能蕴藉的全部文化,早经中断线索—除了简体汉字,还有,喧哗至今的现代白话文—我相信,五四前辈奋然争得的所谓白话文,根本不记得李春阳摊开的这些旧材料,一如这场大获全胜的语言革命,成功取消了古典汉语的漫长记忆:到今天,中国语文只剩了白话文。

 

现在可以理解本书的冒犯与危险:它针对今日人人使用的语言。当李春阳决意走出学术,即越出了安全线—议论这份犯难,也很难。

五四及今,九十二年过去了。从鸦片战争算起,文化转型、国家转型则过去一百六十多年。其间多少大事,如所周知,在当今的学术语境中,一面,亟待史料见光,重作评估;一面,做不得,太难做,便是做了,也做不深透,做不开。若干曾经犯忌的题目,如北洋史研究、民国研究、抗战研究,两党两岸关系研究,包括延安整风研究,反右运动研究,文革研究……早在做,正在做,有人做。当援引资料、触探问题时,学者们所能把握的政治尺度,主动囿于学界、位于边缘,求取大致的安全,可就学术的名义自我维护,并获得维护。时间的长距离已向当今学术研究展开逐渐可为的空间:要之,这类富含当代价值的历史研究毕竟是在处理过去的是非,多少享有学术的超然。

唯独追究白话文运动,无可超然—白话文运动,是历史旧案,白话文不是:涉及所有人、占据所有文本,白话文的书写言说,自动处于历时状态,既指向问题的起始与根源,也自动处于现在时。

明面上,白话文运动研究无关政治禁区(虽然处处照见权力的渊薮),也不是历史与思想史(虽则在在触动思想与历史);看内里,则白话文再怎么弄,汉语还是汉语,汉字仍是汉字,是惟中国才有的语言和文字,有这语言文字,于是中国叫做“中国”—李春阳的冒犯,是追究汉语便即牵动中国的一切。前引清末邓实的那段话,或可视为严重的警告:不论今人是否同意、是否明白,无妨放下权力的傲慢—即,白话文一统天下的当然傲慢—冷静想一想。五四一代的激忿、焦虑,早经远隔,如今再来想想前清士子的话(那些话,亦曾被视为旧势力的傲慢),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民初的白话文运动,是本书的主线,但不是主旨。白话文运动的研究专著,层层叠叠,今李春阳弄这数十万言,摊一大堆材料,其实并非与学界辩难、对学者说话:我是读到后来,后来再细读,这才看清书稿的这股清正与蛮劲,指向所有人的精神处境,这处境,难有别种指归,具体说,便是实实在在的语言处境—犹如检视细胞而非病的诊断,李春阳试图清点而究诘的问题,涵盖文化与文明的基本单元,占有每一位言说的个体,直指今天。易言之,但凡历史研究因远隔历史而被天然赋予的安全感,被这份书稿撤除了。

白话文运动之于传统中国(亦即文言)的威胁,也早经撤除了:它的胜利,被公认是新文化的奠定,其对应,犹如新中国的创建—当年运动的肇事者,胡适、陈独秀,即便不再是共和国名册中的前世罪人,也被新修的国史唾弃很久了—繁体字,竖排本,悉数移去港台及海外,新中国不再有一份书刊承袭完整如昔的汉语形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明令禁止任何出版物使用繁体字。今天,所有再版的古文著作,严格说,不是原典,而是由简体字排版、白话文译注的读物,今之所谓国学教育,则形同外语教育。总之,当年白话文运动的仇敌:万恶的古文—出于半真实、半假想—从现代中国的语言谱系中,全面铲除了,一如抗战、内战、土改、文革……悉数成为历史名词。我们有理由认为,白话文运动竭力扑灭的旧势力,白话文运动恶毒描述中国语文的噩梦般的过去,统统消失了。

是这样吗?是的,除了白话文。近百年来,可能没有一份革命的覆盖面、有效性、渗透力—不论是灾难抑或福祉—如白话文运动那样,在中国形成具体而微的历时性后果,恒久生效,人人有份。争战、暴力、运动、镇压……那些颠覆历史的现代往事,固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然其侵蚀毁坏(或曰除旧布新)的深巨与久长,均难和语言革命相诘抗:现代白话文,一种被极度人为所改变的语言,字字句句,反过来塑造人,置人的种种可能与不可能,于言辞、书写和思维之间,遍布国民教育的每一阶段、每一层面、每一角落,形同语言的水土与空气。

这是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最富活力的一份遗产吗?它超规模繁殖,无可计量,你开口说话,下笔写字,你就是影响与被影响的一环,证据是:你习焉不察,同时,别无选择。

当今古典语文读本及所谓“国学教育”,对白话文既不构成丝毫威胁,也无能襄助:足以平衡语言生态、行使语言辨识的大统:中国古典语文(包括上溯北宋的白话文),不复存在。现代白话文,自然而然,铸成每一位使用者的日常独裁,并被独裁:没有监督,不受制约,无须检测,自行关闭了语言的出入与生机,如白话文运动诅咒攻击的千年古文,停在超稳定形态,虽生犹死,然而空前肆虐,如问题百出而运转如仪的国家机器。

在可见而难以预估的未来,现代白话文看不到语言及语言之外的任何出路与挑战—此书题曰《白话文运动的危机》,事实是,现代白话文的真正危机,是没有危机。

但在白话文运动时代,语言危机不但显在,且因其显在,而被过度醒觉、肆意夸大了。迎对清末民初种种危亡意识,胡适一群新党独取语言文字的大关节,相率造反;而鲁迅试以“最黑最黑的毒誓”诅咒文言文,又是何其怨怼—现在,百年后,却有李春阳单独一个,没有契机,没有同志,除了冷却遗散的历史文本,不具任何可资借助的时势,居然在白话文运动九十多年后,放胆抖开运动的旧案,死命咬住,百般纠缠:她与胡适一样,意在掀动当年文化叛徒群相标举的命题吗?

我愿贸然断定:这份孤胆远远超乎五四前辈的集体勇敢。犹如触动历史的铁案,李春阳在做一件不可能之事。

百年前做同一件事,则非但可能,而且聚众,标举国家民族的大蠹,其势汹汹,汇通后续不止的其他革命与其他势力,果然将两千年以上的语言大统,合力扳倒了—被这洪流无情玷污的名字,包括白话文运动的所有主事者—白话文运动赢了,传统汉语的降伏、衰竭而败亡,是中国语文的新生,抑或历史终结?相比今日李春阳这篇孤零零的文论,胡适们当年实在有福了:白话文运动曾经悍然招致无数旧党与之辩难,辩难双方,乃成全一场角色相当而声色齐全的大革命—百年后,汉语生态毁损殆尽,白话文势力,已经强大到不必称之为势力了。

一九四九年迄今的白话文,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霸权问题,这霸权,犹胜于五四一代攻击的中国古文所曾占据者。当白话文运动展开之际、推进之时,如魏晋、唐宋、明清文人之于时文的痛诋或反拨,有没有呢?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有,如语丝派、论语派、学衡派,及梅光迪、胡先骕、周作人、吴宓、废名、李长之(更不必说章太炎、严复)等人,均在胡适派之外,先后给出丰富的见解,鲁迅之于古文的姿态,则呼来唤去,情状奢侈而复杂……一九四九年至八十年代末,白话文进入文化的昏厥期、凝固期,整整四十年,白话文未闻一句拂逆之言;迄至九十年代,知识界略微醒觉,始有若干学者有感于时文的荒败,历史的疑点,乃呐呐为文,有所辨析,是为白话文运动半个世纪之后,稀散零星的质疑之声。

就李春阳的材料所提示,九十年代以来,内陆学界先后曾有郑敏议论文学写作与母语问题、许明议论语言革命与意识形态关系、郜元宝检视文学语言的古今之别与精粗之别、陈方竞延展张灏关于“承续和断裂”的论说、陈平原追述严复、王国维、章太炎在古语和新学间的贡献、陈来揭示文白之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渊源……这些议论,或此或彼,点到白话文运动的若干疑点及局部遗患。

此外,老一辈语言学家如吕叔湘、徐通锵等,则以相对超然的立场,冷静研析白话文:前者的重要观点是将现代汉语归入近代汉语范畴,“近代汉语”,系指唐五代以来书面汉语的连续体;后者,乃对应西方语言的“音本位”,整合国内语言学前辈(包括赵元任、王力、陈望道、张志公、朱德熙、陈承泽)的相关见解,平实申明汉语的“字本位”概念。

较五四前后的言论空间与争鸣维度,今日的学术言动虽难项背而望,但上述观点毕竟是书稿史料中时段切近、犹富理性的部分。可叹如今学界既是有限的议论空间,也是有效的消音系统,以上议论虽无全般质疑白话文的意思,然亦应者寥寥,刊行之初,略有小议,旋即归于默然,便在圈内也难发生响动—漫无边际的白话文,当然,无动于衷:覆盖一切而丧失生态,现代白话文问题早经越出学术与文学,当代小说、诗歌、理论、学术,只是被白话文全面统辖、深度支配的汉语文本之一小部分。

是故文白之争的馀绪、文学创作的语言、历史人物的再评价、激进主义的旧是非……不是本书的焦点。作者的视野与关切,是在现代中国的语文—亦即白话文运动的总后果—所能涵盖辐射的全息景观。在这景观中,李春阳的大面积追究,既针对五四前辈与新中国语言革命,自亦囊括当代学者和她自己在内的所有写作及其语言—书稿题旨的所谓“危机”,非指五四那场运动,而分明说的是今天,一如九十多年前的语言革命,指向历代群儒、朝廷群臣和所有读书人。

话无须说白,也说不下去。总之,一九一七年,有来自美国康奈尔大学中国留学生的一篇短文《文学改良刍议》;二九年,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的一篇长文《白话文运动的危机》;易言之,一个濒临崩解的文言文的旧中国,是白话文运动的总背景;一个日益富强的白话文的新中国,是本书的总背景—由时间此端遥看彼端,今李春阳的文化劣势,无可对应,因而,无可同情。有如强大的敌阵,当年,是文言文成全了白话文运动;现代白话文,则自我灭绝了任何异端,它的敌方,它的病灶,它的致命的根源,是白话文自身。目下,国中学术的权力网络,准确地说,权力网络中的所谓中国学术—其编织与肌理,全部是白话文—会如九十四年前新党旧党群相虎视《文学改良刍议》那般,正视本书么?

此所以我愿斗胆指明李春阳的这份勇敢:它不是堂吉诃德式的勇敢,而是万分真实之事。

 

《周易》与先秦诸子的“修辞”,为后世建立了“文教”。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这“修辞”与“文教”在当时整体文化语境中仍然存在,也仍然有效—白话、文言不过是语体的差别,二者使用的汉字,几乎每一个同样古老。

 

这段话,引自书稿尾章《修辞思维与写作伦理》。我不想依从今时的滥调,将这份题旨说成全篇书稿的“关键词”,但李春阳所以有此书,便在这末一章的矜矜告白。其中若干段落,理致平正,语气则慨然沉痛。以下摘录的段落不为说理—以为不值一驳者,想必势众;有诚意的读者,自当阅读全文—意在正视李春阳挚爱汉语的耿耿之心,我深度认同本书的理由,不全在文论的理致,而是这份挚爱。

此下且看李春阳对汉字与白话文的关系,如何陈述:

 

即便白话文运动为了新时代而蓄意造成文化断裂,白话文所使用的每一字依然是汉字,凝铸于汉字的所有文化符码和信息作用,不可能在同一个字里被支解、被排除。没有汉字,我们无法说话作文,每一汉字会自动坚守其意指及其界限,换言之,当白话文试图重组汉字,犹如车道脱轨,被错置、或被滥用的一系列汉字(欧化,以及外来的语法加剧了这种错置和滥用)会拒绝执行清晰正确的文句—不幸的是,无数白话文正以灾难性的错误,书写大量不堪卒读的文章,在表达、沟通、教育、传播中留下无可估量的连锁后果……白话文意图摆脱文言,或误以为与文言了无干系,是一种语言的错觉,同时,成为一种充满错觉的语言。

 

现代白话文乃是“充满错觉的语言”?好大胆的说话,但我无能反驳。倘若我们多少读过几句古文,又指望以白话文写出清通的文句,并被清通地阅读,则作者指称当今市面上“大量不堪卒读的文章”,便是一句平实的话—细想,则万分乖谬:

 

今天,我们要拿汉语汉字的一字一句完全当汉语汉字对待,已很难做到。绝大多数人既没学过语法也不通外文,却用“印欧语的眼光”或一种莫名其妙的语言观看待汉语,一边使用汉语,一边又不把汉语当作汉语,这种现象每日每时在发生,我们不必出门,打开电视看看听听,汉语就是这种状况……

 

“一边使用汉语,一边又不把汉语当作汉语”,哪位当代白话文作者愿意坦然承认不尊敬汉语、不懂得修辞么?

 

修辞思维绝不仅仅是文句词章之事,所谓思想的重估、道德的重建,终究归结为语言、归结为修辞!《周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诸如文风、格调、观念,甚至包括全球化、经济危机,人权状况,个体权利意识,法治,政治制度等等命题,能否获致精确而丰富的阐述,在在取决于修辞思维,脱离修辞思维,什么问题都难免于空论与误谈……近来“普世价值”之类话语,惟修辞之善,可得超越,因“普世”云云,原亦不过修辞而已。

 

是的:“不过修辞而已”,这是致命的话—到了本章,李春阳取“修辞”发难,对白话文运动,对当代白话文,开始凛然侧视:

 

或许白话文本身就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修辞,假设它的宏愿是另立文教—其实亦属妄想—汉语的词汇还是那些,汉字的绝大部分是传承字,简化字不过是繁体字拙劣的替代品……新兴白话文批判文言文,急于宣布旧文化崩溃了,为白话之必然取代文言,预先设置了意识形态神话……白话文运动的严重失误,是使白话写作与文言和旧白话为敌,不肯植根于汉语的字词和语源,久而久之,既丧失修辞思维,也不知有修辞思维。出离汉语规律的白话文,唯委身于政治。

 

莫说“文教”—“文教”一词,久已失落,今几人识得、几人在乎?—而“委身于政治”的白话文(即“意识形态神话”),经此劫持而催眠、复由催眠而发昏,乃大规模“出离汉语的规则”。这是白话文运动的正果吗?这就是今日的汉语和写作:“既丧失修辞思维,也不知有修辞思维。”后一句,更为可悲—以历史的立场看待语言,曾为白话文运动所标举;以语言的立场看待历史,即本书的要害:为等待这份语言的立场,九十多年过去了。

“历史”一词,或也出于“修辞”吧:在五四以来的语境中,“历史”其实意指政治。不是么?自来白话文的倡导者辩护者,撮其要,莫不出于历史的大立场:所有现代中国的大事件,包括白话文运动,从来被要求“历史地看待”—西语的说法,即以赛亚·柏林痛诋的所谓“历史必然性”—读李春阳排列的“正面材料”,当初白话文悍将的大道理,说来头头是道,万般确当:历史到了危亡关头,岂可死抱着万无一用的古文!连当年旧党为古文辩护,也多出以历史的名义—其间秉承理性者,则于历史考量之外,一再返顾语言的立场,如昔时的章太炎、梅光迪及近时的徐通锵辈。他们亲历历史的胁迫,历史再严峻,国事再切迫,他们仍然试图申说:语言终究是语言,语言从历史中来,语言就是历史—这里所说的“历史”,则是“历史”一词的本意了。

现在,李春阳试以语言的立场所针对者,既是白话文运动全盘否定的中国语言史,也包括白话文运动裹挟其间的历史—不论白话文如何、古文又如何,汉语自身的历史,理应置于其上。

“白话、文言不过是语体的差别,二者使用的汉字,几乎每一个同样古老。”换言之,白话文、文言文,都为做文章,都能做文章。李春阳苦苦提醒、反复举证:清末的语言旧党如林纾章太炎梁启超,俱为思想的新党,是中国第一代传播域外新学问、新观念、新文学的革命家;而通行未久的白话文,照样速速演成语言的八股、文章的套路,喋喋不休,织成意识形态的大罗网,其负面,尤甚于古文所曾被诋毁者。

这便是语言的悖论—也是语言的能量:

 

从一开始,白话文运动就与晚清传统白话刻意区别,其实出于汉语的自为性质,旧白话会自动跟进并融入新白话,因为汉字原本深具调节功能,旧白话之脱胎于文言,即是古例。毛泽东文体由文言而旧白话而新白话的如意转换,也是一例。旧白话因远离主流话语形态而获晚清文士如梁启超等青睐,也是今日之所以出现非政治化语言环境的内在原因。如果白话文试图摆脱危机,第一步,就是放弃文白划分,把白话文纳入汉语修辞的正途,以语言的整体立场看待汉语、整合汉语。

 

“晚清的白话传统”,上溯北宋,渊源久长,民初一代不是不知道。刻意抹杀文白的对立,已不是语言的立场。一九四九年后的所谓“语言的整体立场”—倘若曾经有过这立场的话—则如前述,无非政治意图,政治立场。其大门面,或曰大修辞,即是历史:时当清末民初,谁敢逆历史而动?以历史的名义,五四运动及其后续革命所要中国捐弃的大代价,首推中国的语言。

如今要来“放弃文白划分”,可能吗?文言没有了,何来划分。当初的理由,视语言为工具,白话文易学易懂,自然用白话文。但语言仅仅是工具么?

 

哲学、科学、政治、学术、教育、文学,字字句句离不开语言,并取决于语言,但在哲学史、科学史、政治史、学术思想史、教育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中,语言的位置是次要的、暧昧的,仿佛这些研究不使用、也可以不考量语言,然而每一领域的学术文本—知识系统、理论阐述、概念的界定等等—自始至终形诸语言和文字,遍布修辞的期待与介入。任何一篇科学的或者政治文论,其对错高下,难道仅仅事关科学学理或政治是非,难道无关乎语言,无关乎理知被如何表达,如何呈现么?

 

这等明白的道理,久已为各学科所摒弃而相忘—近年花样百出的所谓“国学热”,迄无道及语言。今日的童子初读国学原典,但凡识得字词,朗声一读,道理未必懂,已得修辞之善,领受语言的美感:“道可道、非常道”,是理,也是语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理,也是语言:不是这样的语言,何来国学?

 

修辞之为修辞,必慎待语体,计较文体,孜孜于句式的营造,字词的锤炼,咬文嚼字,换取风格,最终落实为一种得体的、优美的、有尊严的书面语……五四一代写文章,白话正当创生途中,不论修辞功夫如何,以他们的旧学底线,尚能在文白之间作出选择和调理。今时绝大多数写家则惟馀白话一途。以如今的白话文而谈论语体和文体,进而追究修辞思维,不禁起荒凉之叹。

 

其实何必“语体”、“文体”,寻常交谈,何尝不涉修辞。此刻无端想起明人话本的四句话,是西门庆、潘金莲被假定初会于宋代的问答:

 

不敢动问娘子青春。

奴才虚度二十一载。

小人痴长七岁。

大人将天比地。

 

这是白话还是文言文?是书面语还是口语?是俚语、大众语还是国语?何必追究。直到我记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沪上里巷、穷乡僻壤,还常亲耳听得长辈用了几乎同样的词语和机锋,一问一答、一去一来,知进退,守分寸,暗示明说,闪烁语言的活泼与狡黠。在市井村野未被现代白话渗透的二十世纪,甚至文革初年,这类日常话语仍未根绝:在南方,在我落户的山乡,目不识丁的妇孺一开口,分明是前朝的旧白话:称青年为“后生”、称俊美为“标致”,称可怜为“作孽”……

 

语言文字兼具天然的保守性与活跃性,保守,是因一民族的语言必与这民族的历史同样长久,不可率尔更动;活跃,是因语言永远繁忙,渴望被使用,人人用,时时用,无一事不用,又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理由使用。当语言的保守性与活跃度被强行改变、强行抑制,语言进入既被动又任意的状态:它不再聪明,不再主动寻求语言的机会,修辞变得多馀;它又被轻率地,有时几乎是无羞耻地滥用,无视语法,或者,夹杂太多外来的语法,不忍卒读—这正是新白话日益贫薄荒败的根源。

 

这段描述,准确而紧要。荒败贫薄的写作,不忍卒读,粗暴乖张的说话,不忍卒听,而今时的写家读者、说者听者,不觉有异。是的,“不再主动寻求语言的机会”,语言必定失去知觉,“不再聪明”—更糟的是,自作聪明,“轻率地”、“无羞耻地滥用”语言。对应《水浒》那对妖男魔女的初见,今时北大清华若干教授私下与同行打照面,“语体”如何:

 

你哪儿的?我的书读过没有?

 

这甚至难说是一句“问话”,听来与今时任何门房、保安、信访办科员的说话,没有两样。某位学者初来京城,饱受学界日常话语的侮辱性“洗礼”,向我诉苦。但他怎样表达自己的反感呢:“你不知道啊,都这么说话,牛着呢,一个个都很牛!”—“牛”,也是“活跃而繁忙”的语言之一例吧,而今忙着活着的,是只剩伟大的白话与白话文:

 

过去百年来,白话文运动成功地使今日绝大部分中国人不识文言,也不会使用文言,识了白话,也未见得写好白话。文言、白话,曾经并存千年,主从尊卑,自然而然。文言依凭丰富的字形弥补字音的相对贫乏,与此相应,中国人的认知经验,目治重于耳治。历史演进,白话趋时,是情理中事,晚清白话文运动是此一趋势的加速,到了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整套意义系统骤然更替,白话文运动的震荡,至今犹在。白话的绝对优势,已不可逆转,文言作为汉语的精华与有效性,除了古文专业而外,几荡然无存。

 

据李春阳告知,今日极少数专研古文的中青年学者,深藏古籍之内,不读五四文章,更不读时文。但这不是语言的生态,而是白话文帝国的微型孤岛,是古文尚未死绝的微喘馀息,虽非“无存”,却已“荡然”,决不是活的语言场,犹难滋生精美的语言,更未推出高明的写家。

白话文胜利了。今若干喜好文墨、追慕经典的青年书生,倒也试着写那么几句文白掺杂的词语,全篇文言的短章,也未绝迹:前些年南京高考状元的“文言作文”即是盛传一时、旋即忘却的个例;而八零后记者的手机短信,也常以连连“顿首”收句,引以为雅,虽“雅”得可怜,浑然不知其错—自宋及清,及民国,识文言而用白话,乃平常事,用得精彩而怡然,便是上引潘金莲西门庆的问答;今天,会用且用对文言者,即便心诚意正,也落得一个奇怪的异类,不免做作之态、乖张之嫌。这类形迹可疑的语言“返祖”现象,并不能视作语言的机会,半点无助于语言传统的起死而回生,惟反证一件事:白话文胜利了。

 

自从革命以其粗暴性格闯入汉语,强求汉语,汉语从此失去斯文,又在失去规范的同时,被剥夺自为的馀地……写作伦理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几乎不是问题:它消失了。多少以作家自居的人口口声声要为社会承担责任,却对文字极端不负责任,下笔之轻率、粗暴,趣味之粗鄙、平庸,从文字开始即取消了他所宣称的价值。难以想象,一个造成文字灾难的人,如何造福于社会。顾彬说“中国作家语言水平太低”,这话初听荒唐,然而任何国家,作家都是指那些善用语言,精通语言的人。倘若一国的作家而语言水平太低,岂非恶梦。

 

岂是汉语失去斯文,便是“斯文”一词,也已失落,亿万人口行事说话而闪过“斯文”一念者几稀。域外文人如德国顾彬的批评,其实要算斯文的,记得此言一出,本土文坛的愕然与惊怒,即大欠斯文,而回应此说的文章,我约略一读:何谈修辞。

 

“凡是成功的修辞,必定能够适合内容复杂的题旨,内容复杂的情境,极尽语言文字的可能性,使人觉得无可移易,至少写说者自己以为无可移易。”(语出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此“无可移易”一句,正是修辞学要害,修辞之所以是修辞,一如字词之所以是字词。白话文的大病与通病,即不知一字一词须得不可移易。

 

其实当今汉语“不可移易”之辞,并非没有,而且多得很,惟其“不可移易”,而成大病久病,以至无望治愈的顽症—拿起报纸,打开电视:“各级领导必须重视起来”、“进一步加强落实各项基本工作”等等等等,就都是—如何移易?岂容移易?于是天天讲、年年讲,倏忽六十年过去,无可移易。清末邓实忧心忡忡在兹念兹的“中国语文”,如今便是这样一种语文,谁敢说,这不是“保国保种的金城汤池”?是故李春阳以下数语,也可句句反证今时的语文和中国人:

 

人的思考的密码,乃是语言,语言,岂能离开字词。知识系统、价值系统,不但和言语密切相关,而且起于语言,体现为语言。

 

是的:“各级领导”的话语,正是当今中国人的首要“知识系统”乃至“思考密码”?“进一步加强落实”云云,则是政权竭力守护的“价值系统”。这一切,在在“起于语言,体现为语言”。固然,李春阳的意思,不是这意思:

 

人的创造活动,俱皆归因于如何使用言语,或者说,莫不以言语求得理知,求得阐释,最后,语言作为现象,行使观察,也被观察。教育,意味着从无量的书面语获得无数资源,丰富言说,扩大存在的幅度、维度,以及,人性的深度。

 

而当今白话文的“创造活动”是在求得权力,求得控制。控制既久,早已塑成当代中国语文的“幅度”与“维度”,更兼受惠于“各级领导”年复一年的“加强落实”,今遍中国的知识结构与思考模式,早经层层圈定,形成国人的另一层“深度”,或曰“浅度”,年深月久,已如文言文和旧白话的幅度与维度,塑造了那个消失的旧中国。

 

白话文运动作为中国二十世纪最为庞大的修辞意图—这意图本身早已实现为庞大的事实—既是知识建构,又以此建构新的权力。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毛文体,确曾致力于新兴知识的建构……这一时期,毛话语的诉求之一是民主,与五四价值和共和理想相呼应……一九四九年,新的权力结构终告达成,长于说理而擅于攻心的毛文体,一变而为权力话语,政令与批判成为毛文体的大规模修辞实验……权力话语犹如怪兽般脱胎于知识,实施知识的否定。文革,乃是权力践踏知识的狂欢……

 

读解毛时代的毛文体,今已不算太难—虽说仍未解、仍待解—难的是下文提及的语言现状:这现状,很难说是毛文体的“形变”或“泛化”,“加强落实”之类,论文采,论修辞,论蛊惑力,远不及毛文体,然其陈腐之状、泛滥之姿、流布之广、统御之效,则为昔时的毛文体所远不及。

 

在今天的语言现实中,要么是以知识制衡权力,要么是持续毛文体的形变与泛化,以权力掌控知识;前者是知识权力,后者是权力知识,欲求知识与权力的良性互动,端看我们对二者的认知,以及,能否将权力还给知识,将修辞还给语言。

 

是的。今时中国的语文—不论何种类型的写作,不论为何而写、为谁而写—多么需要新的修辞,然而没有;多么需要知识的权力,然而不能。知识应有的权力,众人得不到,于是无权无势的人满口权力语言;语言应有的修辞,众人不会,亦且不知,于是文理不通的文章势成语言的泥浆。古文所曾富有的修辞,随古文的消失,消失了。梁启超辈及五四一代写手之于文白之间的馀裕,今人更是休想—“丧失修辞思维,不知有修辞思维”的汉语,于是“委身于政治”:这是当今汉语难以展望的未来,也是现代白话文进退失据的语言现实。

 

白话文运动可能要对我们至今幼稚的理解力—也即可悲的语言状态—负有责任。无所感应于西方文本的修辞手腕,其结果,只能是轻信与盲从,同时,流于浅薄的认知。时下国内主流话语的昧于修辞,大量体现为意识形态宣传而遭遇心理抵制。昧于修辞者而被认作知识分子,是当今社会的常态,一如贫薄芜杂的白话文,早已见怪不怪了。

 

“轻信与盲从”对应“幼稚的理解力”;“社会的常态”对应“贫薄芜杂的白话文”。白话文运动曾经抱有伟大的责任感,如今的白话与白话文,承担什么责任?怎样承担?靠什么承担?除了权力性格,莫说责任,白话文作为一种语言、语体,可曾赢得当然的敬爱、起码的护惜?

九十多年前,白话文运动恶毒攻击文言文,然昔时的文士便知古文总得革除,语言不免革新,也还挚爱文言文、惜护文言文:那是历史的遗赠,成熟的语言,但知善用,古文便玉成书写古文的人。鲁迅痛诋古文,算得激越,偶或弄几段,文辞间难掩享受之状;胡适俨然新派,老来读古书、参古经,他已憬悟,并且说出:白话文运动后来成了一场祸—今世,人人都说白话文,谁人挚爱谁人敬、谁人知惜护?倘若爱敬惜护白话文,白话文便不会是今日的白话文。

人不爱自己的语言,语言便不肯施惠于使用语言的人。当代的书写不再聪敏,市面的言说渐失生机,莫说西门庆潘金莲的泼辣而斯文,如今撞见个会说话的人,已是稀有的福分,稍一辨听,也不过黄段子或江湖语,惟较“加强落实”之类,略有人间味。据说,古语旧说而有所沿用、仍然奏效者,眼下流在中医界、佛学界、书画圈—虽佛界早经行政化,书画圈更是分饼夺利之地—文界、学界,敢说精通而爱敬白话文者,大约有谁?能有谁?写着白话文,不爱白话文,早已是文界的常态,读到本书的观点,倒会昂然起身,为白话文辩护吧。我读到书稿材料中那些为白话文严正辩护、慨然说项的种种腔调,不禁想:很好,你主张白话文,你爱不爱白话文?你爱白话文,你想必懂得、应该懂得,倒来说说白话文的好,怎样的好法,文章写来,又该如何有招有式使用白话文—

 

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篇法也。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句法也。点掇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篇有百尺之锦,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文之与诗,固异象同则。

 

各极“其度”、“其致”、“其造”,白话文怎么说?“开阖奇正”、“百尺之锦”,白话文又怎么说?注而释之,说得像了,好看好听、可感可用么?读李春阳上引王世贞《艺苑卮言》的段落,我竟起可笑可怜之叹。我笑这腐儒的眉飞色舞得意洋洋,读来如闻梦呓:今白话文蚁民谁晓得这一套?谁吃这一套!我犹可怜李春阳四顾时语的大荒凉,搬出这死灭的文言文,聊以为寄,据以辩难,其说梦之感,尤甚于摇头晃脑的王世贞。

 

 

 

古文丧失,不独汉语的意义链断失,语言的声色,便即消褪,人和语言的关系、语言和文章的关系,随之亡失。这关系不失,于是人对自己创造的语言、语言对创造自己的人,彼此有爱,往来有灵犀。精彩的文白相间、上好的白话文章,自有新的声色,新的意义链,新的可能性,新的好辞章。可是那样一种新语言,好语言,惟在清末民初那一代,如梁任公的恣肆雄辩,如周氏兄弟的洁净而沉稳……彼时,白话文运动虽已闹起来,文白固有的血脉,尚且交融,文白间的往还,犹如姻亲—事到如今,选来选去反复读,近百年的好文章、好写家,还是清末民初那些篇、那几个人。此后半个多世纪,失去爱敬的白话文降得住几篇好文章?

此所以李春阳要来披头散发,成六十万字,由白话文运动从头说起吧。其发难的勇气,只因挚爱汉语:这大爱,表之于顽强的质询,写到本章,忽而转为近乎母性的,准确地说,对母亲般的,那样一种爱:不容亵渎,义无反顾,又如失母的孤雏,无可寄。此是稀奇之事,同时,极度严肃—怎样才叫做爱国?你爱这国家的什么?倘若爱国而不知爱这国家的语言,爱国一说便是大欠诚实的修辞,如泛滥无际的白话文,成一句空谈,等同谎言。

 

也巧,近日收到如下一份过时的网络短讯:

 

年六月七日,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在微博呼吁设立“语文节”。他说,年年高考,先考语文,可见其重要。建议将每年这一天定为语文节,每个中国人想想自己会写文章会说话吗?尤其当下五种人该想,该以反思的形式过语文节:一是语文工作者包括教师记者编辑等,二是各级各类官员,三是各级各类所谓发言人,四是翻译,五是为人父母者。我感觉这五类人中会语、会文者少!

 

卸任官员的“呼吁”,本不必认真,网友读过,顷刻忘记。而急不择言,慌不择路,竟给出这份药方,也算中国当代语文抽样之一吧:“语文工作者”,标准四九年后的白话官腔;语文的重要居然因“年年高考,先考语文”,则对照清末邓实“语文文字关乎国之存亡”,简直霄壤之别。稍可认真者,是所谓“五类人”语文不行,如此,今遍中国的语文是何等语文?

九十二年前,北洋政府明令禁止文言文教学,尚有决断与自信在,此后,文言文果真到了末路—直到被白话文活活弄死—九十二年后,有政府教育部前官员弄出这不伦不类的“语文节”动议,则白话文之途穷,昭然若揭。

这就是汉语的命运。一纸禁令,千年文言;“语文节”动议,百年白话文。前者迫于国难,虽粗暴,尚有文化转型的痛感在,后者徒托空言,迹近玩笑,想要严肃,无从严肃起。以下李春阳的感喟,是属恳切:

 

白话取代文言,是极其复杂的精神、社会事件,深涵中国近代以来,甚至千年以来的文化矛盾。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决,改良和革命的消长,启蒙与救亡的冲突,保守与激进的起伏,全盘西化和保存国粹的对立—单一角度、单一学科的析评,不足于解读这一事件的全部复杂性及其影响。

 

这番话,确是议论白话文是非的大难。何止单一学科无以应对,单一国度的事相,也须持论审慎:白话取代古文,非仅中国的语言官司。全球范围现代化、工业化、大众化、商业化,语言兴替的需求,语言变异之疾速,各国皆然。拉丁文、古英语之在欧陆与英美,历史典籍之在中亚、印度、日本,境遇类似。亚洲地区,则各国国粹与西化、保守与激进、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种种语言剧情,其性质、缘由,程度的轻重、后果的大小,各相类似,各存差异,要来比较,怕要有另一篇大论。

上百年前,文言文被虚拟的绝境尚能从白话文窥见广大的出路,于是起语言运动,今时,白话文若欲振作,靠什么破局?向哪里求生—在纽约,我长期旁看各族裔移民如何与母国的传统相周旋,久而久之,未曾见任一民族如中国人这般,冥顽抱守民族主义,同时,怡然自安于文化的失据而无根,证之于语言,则种种民族主义的叫嚣,无有一句是民族的语言。

原因无他:白话文,已是一种失忆的语言。这失忆,非指所谓国学—冷落典籍,非惟中国,不懂古文,无关宏旨—要害是,当今荒败不堪的语文课只是识字,不再能称之为语文教育: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年轻人及未来一代代“炎黄子孙”那里,这样一种失忆的白话文,是没有未来的语言。

但亿万人惟馀白话文,白话文不会死—三十多年来,国正当崛起,党、政府、公司企业、各行各业、各色人等,语言需求空前切迫,语言市场无可限量。而经济锐意前行,社会日夕变异,人心不复既往。明面上,惟体制事事掣肘,步步滞后;向内看,则语文实与体制同病,在超速巨变的时势与国势间,梗横阻滞,呈大脱节而大错位。更大的错位是,亿万人已然适应了体制,在这近乎钙化的漫长过程中—因其漫长,事属被迫抑或主动,已难分清—中国人所适应的另一巨大之事,无过于白话文:这一失去记忆的超级语言联盟,经久酿成亿万国民的集体人格,这集体人格的单面性、平面感、空心化,无可挽回地趋向语言的枯竭,因其枯竭而加剧语言的耗损。每一个中国人参与了这场语言的灾变式狂欢:初起,缘自革命年代的白话文,终于,实现为芸芸众口的白话文。

人受困于语言,并为语言所反制,若欲挣扎逃出,求助者,仍是语言:反之亦然。毛泽东那代人所曾侵润的汉语资源,大可调度,大可选择。今我党抛弃了毛语言,自亦连带失去汉语的一大资源,纵有话说,却没有语言,遂循环咬嚼另一路陈腔、另一套滥调—此亦或可解作党语言对毛语言的全盘失忆—这语言的绝境,除了政治的形格势禁,内里—有谁想到过吗—其实是白话文运动的世纪报应。

这不是语言的危机、语言的歧路,而是,实实在在的穷途。这穷途,如何对应前路昭昭、大有馀地的国势?媒体娱乐语言、商业广告语言、学界文论语言、世俗人情语言、网络流行语言……看似喧腾,花样百出,盖同出于长期党化的单一白话文,为敷衍各各殊异的语言需求,惟支离挪腾,搅拌兑水,兑水而复搅拌,使白话文语体肿大起泡、状若汪洋而已。这样的白话文,实在连“语体”也难成立。即便零星异议的语言,无一例外,源自早经用滥而仍在滥用的白话文。

五四一代,曾将古文与文言文骂得一文不值,百般不堪。今李春阳独自给白话文做此庞大的诊视,通篇用的是政治正确的白话文—白话文可有迎对诅咒的气量?我不很相信本书书稿果然能够全文发表,便是发表了,今群起捍卫白话文的学术徒众与权力阵容,可比清末的士子强大太多了。读李春阳引述世纪以来有关白话文的种种辩词,在在刚愎而强横,但我仍愿领教,白话文的辩士们还能吐纳什么新的大道理。

没有用的。当初清人为古文苦苦辩护,是为徒劳—百年前,更大的是非,更大的命运,不肯停下来听取文言的辩护—今天,福兮祸兮:白话文不存在自守自辩的语境,因白话文的植被和疆域,远远甚于古文:失去记忆的语言,势必规则荡然,无所谓自为自证,正因此,白话文空前顽健恣肆,休想有别种语体给它挑衅、威胁,或予襄助而制衡。放眼看去,日益溃散而同质的白话文,不具任何语言的层级、派别、质地、表征—所有人只会说白话文,但白话文不属于任何人。它甚至不再是语言,而是无关尊严和美感的低级工具,全然交付权力,演绎为不同权势的简陋副本。

本书的要义,即白话文运动是由语言的权力蜕变为权力语言的历史。眼下,如果白话文仍然形同政权,不容丝毫质询,如果李春阳的观点将被某一方(这某方其实并不存在,除了白话文)指为一组错谬,则必定不会来自语言的说服力—即便假以学术还是别的什么名义—而是,取决于言说它的权势。这类权势大抵是临时的,轮替的,但不必更换、也不可能的更换的工具,是白话文。它保证权势运行,却无需保证语言的效能。语言的效能,在白话文那里早经去势了。

然而这篇文论难道不存有问题或错失么?或许有,但我不在乎。一如我不在乎本篇序言涉嫌无知而偏激:我愿高声说:当年白话文运动的大问题、大过失,何止百千倍—我们,包括“语文节”的动议人,倘若早经不安于当今的语言困境(说是“困境”,仍属客气的修辞)—李春阳的功绩就在告诉我们:白话文运动究竟是怎样一场革命,堂堂汉语,何以一至于此。

最后,我对本书的唯一意见,是嫌篇幅过于冗长—包括这份序—此即白话文。古文与文言,不曾,也不必周旋于这等长篇的官司:时代到底不同了。揭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需要太多篇幅,太多篇幅,需要太多新的语言:汉语的能量、幅度、词语、文类,确乎因白话文运动而大大拓展了。新的汉语的可能性(这可能性,其实大半来自百年以来的翻译之功),空前丰富了汉语的言说与写作—是的,被改造、被丰富的现代汉语,可以被称之为“白话文”,但绝不仅仅归因于五四前后启动的白话文。白话文的历史,远及宋代,白话文的能量,原本就是汉语的能量,汉语的千年档案,从来葆有完满自适的语言逻辑,只是料不到自己的命。

白话文运动的初衷,是消灭古文,解放汉语;但白话文运动所瞩望的语言未来,是不是今天这种白话文—凡同情历史而敏感语言的人,可能会抱着两种难以调和的心理:白话文运动是一场语言的灾变,抑或救赎?今天,当我们下笔开口,理应对白话文心存警惕,抑或,对当初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保留一份有所保留的同情和敬意?

我因此赞同李春阳在完篇之际二九年未曾定夺的副标题,即,献给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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