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久不作,返本开新难——《白话文运动的危机》自叙

李春阳

五四运动近一百年了。遥想激进主义思潮当初,亦非一呼百应。新文化运动的圈子不大,少数激进的学生,几家报刊的副刊,一些学术明星和教授,围绕新派作家形成社团,加之欲以文学谋生者及寻求政治出路的狂热分子。反对者和民众多视其为洪水猛兽,隔岸观火,孰料火终于烧将起来了。

革命一词,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曾经魔力十足,那或许是国人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向往之情。是欧洲率先打碎了封建的枷锁,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的福音传播开来,西学东渐受到中国知识阶层无保留的接纳。明清两朝,专制皇权于士大夫的禁锢远远超过唐宋,从中国自身的文化逻辑言,政治走进了死胡同,不得不寻求绝处逢生。从文化交流言,两千年前佛教西来,亦曾使举国为之倾倒。不同在于,对佛学的接纳、消化从容不迫,翻译佛典的事业持续了千载。佛教在印度已衰落至绝迹,我们的先人被佛理深深地吸引,创立了属于中国本土的佛学思想体系,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如五岳一般不可撼动。宋学新儒家,从理学到心学,皆在与佛理的潜对话中发育出高深的思想。明朝以降所谓三教合流,民间归纳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

近三十年的中国发展,国人逐步有了告别激进主义的想法,开始检视其来龙去脉。实际上今日彻底反思过去的基本条件并不大具备。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前提,而思想自由又是从事一切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今天的所谓学术自由,大抵是阉人出入后宫的自由罢。穷人的梦无非一枕黄粱,富人的梦穷人却也想象得出。苏格兰式的启蒙道路固然令人羡慕,问题在于几乎我们所有的人,至今还在激进主义的车上。作为烦闷旅途的谈资,哈耶克、以赛·亚伯林并不比本雅明、阿多诺更为有趣。

在所有的体制当中,语言这个体制是最为根本的,也是最无法摆脱的一个。汉字已有至少四千年的历史,汉语的历史只会更长,文献浩繁,汗牛充栋亦不足以言之。白话文运动只有百年,像是大的笼子里隔出一个小笼。能工巧匠被请来在栅栏上安装叫做国学的铁门、或者铁窗,宣称有了它可以自由出入了,鲁迅先生或许会纳闷儿,把小笼子拆了,大家还有出入的问题吗?主张开门的一派和主张开窗的一派,明显是两个阵营,他们的争吵看起来很难得出什么结论,需要逃走的人,需依仗着自己身体的渺小。

意识形态的光环减弱,承载它的语言继续占据人们的思想和无意识,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和强制力。

激进的白话文运动,直接塑造了白话文的品格,废除汉字改拼音文字的目标虽然没有达成,但这意图却贯穿始终,所以仓促简化汉字,大力推广普通话,普遍使用拼音文字的眼光看待汉语和汉字,贯彻工具主义的语言观,服务于全能主义的政治。当意识形态的影响降低,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白话文呢?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与古代典籍隔绝,个体生命与丰富深厚的文化遗产之间的自然联系断裂,即便不是有意为之,也是今日的部分现实。文脉中断,道脉何以为继?假如诗心和诗艺真的失传,笔墨和书法缺乏理解,图书馆和博物馆又有何益?时代物欲横流如此,寄身文化中的道德人心已然毁坏,假如文化意义上的人蜕变为生物意义,欲望之外还能有什么?

从被文化所化的意义上看,当今的中国或可缺乏中国人。有点钱后满世界购物,他们却与中国文化不那么相关。白话和文言之间那道天然的鸿沟,在历史上依靠不计其数的读书种子去弥缝,实行了千馀载的科举制度功不可没,而白话文运动于文言的歧视与判决,几乎筑起了一道文字世界的壁垒,将那个延续了数千年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隔绝在人们的生活之外。假如教育机构不设法拆除这一人造壁垒,致力于填平那鸿沟,使受教育者普遍有能力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真正恰如其分地认识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和文字,又何必求学呢?现在的教育于受教育者,存在对自身文化的遮蔽,我们需审视自己的基础教育,字识不全,书点不断,奢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文化自觉意识的长期缺失,在现实的语言体制中如此延续。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抗议活动和游行示威,章宗祥被打伤,曹汝霖被焚宅,六十位学生被捕,千人不肯散去。当局采取了封锁消息的措施,还是有学生透过天津租界的外国机构,以电报的形式传播出去。一则只有几十字的新闻,刊登在了上海第二天各大报纸头版。在上海引发的声援活动,包括罢课、游行、罢工、罢市等,几日内蔓延全国。北京政府令三名亲日官员辞职,释放了被捕的学生。

校园进入多事之秋。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回忆这段往事:

 

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

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动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不良分子。

 

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立于一八九八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亦且百日维新运动的唯一遗留物。五四运动发生时,任北大校长的是虚怀若谷的蔡元培。他一九一七年一月上任,推行兼容并蓄政策,被保守派指责为“三无主义”—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

五月四日的抗议活动发生后,他于五月九日辞去校长之职,由蒋梦麟代理,张国焘曾作为学生会代表前往迎接蒋校长。去职期间蔡元培于八月发表《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九月复职。回任时亦有《回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十月,再次去职,赴欧洲考察教育,并为北大采购仪器,期间由蒋梦麟二次代理校长。

蔡元培出国前有《与北京大学学生话别》言说:“五四而后,大家很热心群众运动,示威运动。那一次大运动,大家虽承认他的效果,但这种骤用兴奋剂的时代已过去了。大家应做脚踏实地的工夫。”此时距五四运动发生一年有半。后来的历史表明,蔡先生的判断是错误的,“骤用兴奋剂的时代”才刚刚开始,而且以兴奋剂把学生组织起来,也需要“做脚踏实地的工夫”。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历史没有跟着教育走,而是跟着政治走。

一九二〇年五月,五四运动一周年,许多大学举办纪念活动。蔡元培做了《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

 

从罢课的问题提出以后,学术上的损失,实已不可限量。至于因群众运动的缘故,引起虚荣心、依赖心,精神上的损失,也着实不小。然总没有比罢课问题的重要。

就上头所举的功效和损失比较起来,实在是损失的分量突过功效。依我看来,学生对于政治的运动,只是唤醒国民的注意;他们运动所能收的效果,不过如此,不能再有所增加了,他们的责任,已经尽了。

现在学生方面最紧要的是专心研究学问。试问现在一切政治社会的大问题,没有学问,怎么解决?有了学问还恐怕解决不了吗?所以我希望自这周年纪念日起,前程远大的学生,要彻底觉悟:以前的成效万不要引以为功。以前的损失,也不必再作无益的愧悔。“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打定主义,无论何等问题,绝不再用自杀的罢课政策。专心增进学识,修养道德,锻炼身体。如有馀暇,可以服务社会,担负指导平民的责任,预备将来解决中国的—现在不能解决的—大问题,这就是我对于今年五月四日以后学生界的希望了。

 

朱希祖,浙江海盐人,长鲁迅两岁,官费留日,章门弟子中卓然有成者,历史学家。一九二〇年时任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主任,当年夏天起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直至一九三二年。他的《五四运动周年纪念感言》发表在一九二〇年出版的《新教育》第二卷第五期上。从行文看,是五月四日当天对学生的一个演说。大约是因为学生以罢课的方式在纪念这一运动,所以朱希祖于罢课一事在演讲中批评较多,这一点与蔡校长相同。“学生的学课,就是国家的滋补品,就是一种最大的运动。……我们中国的学生,现在为了一个校长要罢课,为了一个省长或督军要罢课,为了外交的不利要罢课,不问轻重,总以罢课为利器,所谓‘以珠弹雀’,未免太不经济了。”

 

现在学生中,有一部分就要毕业的。毕业之后,断不可为政府考试的羁縻,政党权利的笼络,选举的收买,报馆的豢养—指政府及官僚的机关报—可以做普及教育的事业,地方自治的联络,发展有益的实业,传布文化的文章,研究精深的科学,组织有力的团体,监督政府,指导社会。其馀离毕业尚远的,一面恢复学业,永不罢课,为积极的运动,储根本的实力。一面多出报纸,传布思想,制造舆论,批评群治,转移人心。政府朝禁一报,则学生夕出十报。又与各处学生及毕业生联络一致,劝告讲演,多方并进,成就比较现在宏大。

今天却好是五四运动的周年,就此可以清算账目,重整门面,明后天就可以开课了。不种田是不行的,不吃饭是不值得的,今天换一种方法进行,以前就算失败,却看最后的胜利是谁!

 

蔡校长、朱教授的意见一致,二人均把五四运动看得平常,甚至认为得不偿失,特别是再三告诫学生,回到学业上来。两师说话的口气均十分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作为教育者对教育本身的价值毫不怀疑的信念。这是一种理想主义情怀,我们不清楚这一珍贵的情怀在师生之间是如何传递的,但从当时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等身上,我们看到了同样的情怀。

周年纪念之时,后来教科书上于五四运动的评价及这百年来不断的再评价,还完全不存在,因为切近,它的真实气息还能被感知到,还处于与这一运动发生之时相同的语境里,我们读了觉得分外真切。

《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是蔡元培在五月九日辞去校长职务,九月复职前写的公开信,表达他个人的以教育为本位的思想,尤为明晰。

 

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所以对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

 

他再次谈到了唤醒民众的问题,完全是启蒙者的立场。

 

然以仆所观察,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今若为永久唤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

 

我们的新的中国不是从教育中诞生,而从革命中诞生。我们后来把教育缩小为革命教育,把培养人的伟大目标,缩小为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虽然北大还在,但教育或已不存在了。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二十二周年开学式之训词》(1919年9月)中说:

 

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为要达上文所说的目的,所以延聘教员,不但是求有学问的,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的。不但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他。

 

以蔡先生于大学的这番要求来衡量,如今中国哪一所高等院校敢说自己够得上大学的资格呢?当年蔡先生发起北大进德会,于不嫖、不赌、不娶妾之外,加上不作官吏,不作议员,方有资格成为乙种会员,对于今天大学的师生们,前三戒涉及个人隐私暂不深究,作官吏当代表不仅趋之若鹜,亦且还享有无尚的荣光。

教育先在大学失败,然后在社会失败。一个社会不能筑基于大学教育之上,不能跟从大学的引导选择其走向,反而是大学按照社会的需求调整自己的教学计划、培养方案、人才目标,教育行业已视自己为服务行业了。权势阶层本来可以做出尊重教育远离教育的模样,但他们的虚荣心和学位癖,又令大学丧失了最后的廉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遗产是什么?这是一个我们暂时回答不了的问题。我们只知道,曾经有一位校长,一位教授,在五四运动周年纪念的时候,分别发表过简短的讲话或者文章。那时候,去五四未远,他们于教育有信心,因为自那时起,这个时代最清醒的头脑,逐渐认识到了教育的不可能。发动民众,改造社会是可能的,抗敌御侮也能找到适当的办法,教育能够真的实施的条件越来越差,直至没有立锥之地。不可设想蔡先生那一代人,以及下代人,是如何放弃他们曾经有过的以教育为本位的理想的?

这样的陈述,不是在想象民国,更没有把它理想化,又岂是时下流行所谓“民国范儿”之浮泛之论所可限拘?对于民国的怀想,是我们始终自觉抵制的意识形态。

 

白话文的这百年之中,两个人的影响最大:鲁迅和毛泽东。

五四运动前夕,青年毛泽东曾拜访胡适和周作人,与鲁迅从未谋面。

在鲁迅生前发表的文章里,有一篇两次提及毛泽东名姓,使用的是复数,“毛泽东先生们”。

毛泽东一生事功,不得不因势利导,虽然标新,终未脱旧。鲁迅才是真正立异,以他自己的话说,叫别立新宗。鲁迅终身是文学家,始终着眼于个人,个人既是他的出发点,又是他的归宿。对大于个人的组织,他往往持怀疑态度,一切联合的主张,他亦不肯轻信,“我自有我的确信”:

 

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毛泽东是政治家,组织学会、政党,创建军队,指挥战争,建立国家政权,以政权的力量试图改造人性。终其一生打交道者,是大于个人的某种组织或集体—政党和军队。他于个人的理解,是把集团缩到最小,对国家的理解,是放到最大。他眼中有各种大小的组织而缺乏个人,虽然他本人的个人性趋于极致,但个人性在他的各种组织里,基本上是没有地位和不予考虑的。

鲁迅的别立新宗,首在立人。人已更生,而环境依旧,事事不易实行,甚至根本无法实行,鲁迅的思想和理论主张是崭新的,“尊个性而张精神”,生活中做人做事却守旧,这是鲁迅内在的冲突。他以无畏的勇气,负起因袭的重担,肩起黑暗的闸门,为通向新生打开了一条荆棘之路,鲁迅的文字和著作,无论小说杂文,本身是这新生的路,他在自己的文字里获得新生,亦以此文字赠予读者,益其新生。

革命之发生是有条件的,亦且受到社会很大的限制。革命爆发之前,酝酿之际,一些敏感的天才体会到某种比革命本身更为丰富和强烈的内在冲动。革命是一种能量的释放,对于释放之前的能量的勘察,也许能够观察到从革命本身无法看到的历史真相。鲁迅长毛泽东十二岁,天资英发,留学东洋,接触到域外的新思想,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此所谓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文化偏至论》写于五四运动十年之前,实为五四式“个人发现”最准确的表述。

与毛泽东脍炙人口的“老三篇”形成对照的,是鲁迅早期所著“河南五论”,当年刊在日本留学生的内部刊物《河南》上,读者极少,几近于无。后有《鲁迅全集》收录,但碍于古文写就,始终未能广泛传播,这与“老三篇”的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相反。正因如此,“河南五论”没有在接受过程中被意识形态化,这大约是有价值的思想面临的无法逃脱的命运。当年鲁迅受章太炎“文学复古”主张影响,以深奥高古之文字,写下五篇超乎时代之上的“立异”之论,安静地等待近百年,直至今日,仍不能够被更多地充分理解,适合传诵。

李泽厚说“启封建之蒙,向它作持久的韧性的战斗。特别是在晚年,鲁迅对各种以新形式出现的旧事物,或附在新事物上的旧幽灵,总是剥其画皮,示其本相,以免它们贻害于人民。鲁迅是近代中国最伟大最深刻的启蒙思想家。”但鲁迅的启蒙,至今也还是没有完成的设想,“改造国民性”的艰难历程,并不会因经济的高速发展而自动缩短。

因势利导固然容易收效,但也容易弄成因循守旧。毛泽东强烈的个性色彩,在长期革命中建立的个人声望,以及作为斗争策略而由组织树立起的个人权威,在以农民为主的政党和军队里,容易演变为独尊的权利至上。毛泽东本人缺乏留学经历,于西方的科学思想和自由民主思潮了解不多,他嗜读古书,精通国史,对中国社会三教九流人等看得准摸得透,为人精明做事扎实,对人性悲观。

鲁迅的文章,生前在报刊发表时多被删节,出版文集时又欲恢复原貌,但文集亦须经过审查,困难重重。鲁迅死后,日军占领上海,审查制度失效了,国民党既然连国土都保不住了,自然亦无法在被占领土上推行自己的书报检察,初版的《鲁迅全集》,是未经政治审查的完整本。

远在延安的毛泽东,通过地下组织,订购了一九三八年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后来的史家称之孤岛时期)出版的二十卷本《鲁迅全集》。即使在战争中从延安撤离时,他也不舍得丢掉,专门令人携带。据说毛泽东逝世前,还在听人诵读鲁迅的文章,“直到他心脏停止跳动前的几个小时,已无力说话了,还让工作人员给他读鲁迅的著作。当听到满意的内容时,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

鲁迅的出发点是个人,毛泽东的出发点是社群,或说集体,即党和军队,一个武装起来求生存谋发展的战斗组织。近五十年的时间中,他与这一组织命运与共,他习惯于思考这组织的兴衰,并把它缩小了去思考个人,放大了去思考民族国家。

毛泽东从开始看重的是民众的联合,鲁迅则以个人本位为思考的中心。改造国民性的着眼点,即在于个人,所谓“大独必群,群必以独成”(章太炎语),个人不能成为成熟的公民,现代国家无从建立。通过自立、立人,使国家获得新生,鲁迅从来不同意国家主义的立场(“不可以社会故,陵轹个人”),他认为个人更为重要。除了文章传世外,鲁迅成就的乃是其人格。以鲁迅对于人性的了解和人情的洞察,竟然在生活中采取墨家的态度和立场,那须有自我牺牲的勇气和强烈的热诚。

毛泽东喜爱鲁迅的两句旧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曾一再书写赠人,虽然做出了阶级论的阐释,但对寄寓其中的鲁迅一生“弄文罹文纲,抗世违世情”的个人情怀,他一定并不陌生。

毛泽东要把文艺工作纳入他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阵线之中,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具有多面性,经过阐释之后变成了一面旗帜。但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鲁迅与毛泽东的分歧,是不可忽视的。

一九二七年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即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

在鲁迅看来,“涵养吾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

鲁迅说这番话,并不是恪守传统文人的清高,而是于文学自身审美价值的肯定,假如失去了这一独立的品格,势必会沦为宣传和被利用的工具。文人之德,也绝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每一代文人,似乎都会赋予这个词以新的意义。鲁迅说:“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育爱,才能文。”

毛泽东和鲁迅,身处五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思潮之中,一个标新,一个立异,前呼后应,一个文章宗伯,一个政坛霸主,皆掀起中国社会的狂澜,也是二十世纪留给我们最伟大的两笔文化遗产。十年文革,流行的除了红宝书之外,就是鲁迅作品和言论了。事过境迁,今天读毛著的人少了,但当代文字之中,毛泽东的影响触目可见,今天的中国,可以称之后毛泽东时代,而鲁迅差不多可以说是多数国人还未开始的一门功课罢。

从审美趣味上看,鲁迅毛泽东确有共同之处,以辞章而论,唐诗中毛泽东喜欢三李,鲁迅对李贺情有独钟;两人自己旧诗词写作化用最多的是同一个人,那就是杜甫。文章皆推崇魏晋,鲁迅服膺嵇康阮籍,反复校订其集,一直没有付梓。毛泽东喜欢庾信的《枯树赋》,目力难及时仍令人诵读。对于中国文化和世道人心的了解之深透,鲁毛不相上下,无人可及。他们终身皆没有丝毫的道学气、头巾气,亦不喜宋儒的道德主义。针对横渠四句教,毛泽东应之以革命四句教: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鲁迅的四句教或可以归纳为:尊个人,重灵明,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此宗在哲学上,表现为自然人性论,在理论形态上是个人主义,最终的依托,有人主张是未来的宪政和宪法,但未必是西方的照搬。实际上培养公民道德的运动,与公民争取个人权利的运动并不矛盾。个人的觉醒,首要的当然是私人权利的觉悟,包括合法拥有、处置个人财产的权利,自由地选择个人生活方式的权利,个人独立思想的权利和自由表达此一思想的权利。而个人性的成果一旦被法律所承认,就成为其他个人维护自身权利的当然依据,社会的加速进步,假如能以这样的方式平和地有序地运行,实是鲁迅百年前期盼的—“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毛泽东一生饱读古籍,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尤为用力,在文革后期的七十年代,他重提鲁迅,亦谈儒法斗争,为秦始皇翻案,其思考和视野,未超出中国文化范围。但处理国际关系事务,高瞻远瞩,灵活多变。推动中美建交,实际为后来的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晚年毛泽东以鲁迅的学生自居,我们并不知道毛泽东于鲁迅“河南五论”所立之“异”的理解。

历史和文化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作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当然有其连续性,但考虑历史的主体—人的意志和行动,既可以选择薪火相传,亦可以选择改弦更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说:“需要完成的任务不是保守传统,而是对传统的救赎。”

《摩罗诗力说》的题词是鲁迅自己翻译的尼采(尼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第五十六节的两句):

 

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

 

理解中国的二十世纪,有必要梳理鲁迅和毛泽东的差异,把毛泽东的归还毛泽东,让鲁迅回到鲁迅自身。公共言论空间被管制有一时之利,却为未来埋下隐患。由于体制的松动,经济意义上的个人从集体中剥离,已有相当社会空间。文化和哲学上,儒道释皆有个人修道、进德与化成的思想资源。中国人的个人成人之路,可以说已经开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哈贝马斯认为:“为当下愿望所决定的面朝未来的视角,指引我们去接近过去。由于我们着眼于未来使用过去,所以真实的现在存在于具有连续性的传统与革新之中。”

后毛泽东时代或许幸运地演变为鲁迅时代?毛泽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说:“鲁迅的方向,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晚年再次提起鲁迅时称—鲁迅是圣人,自己不过是贤人或者豪杰而已。在中国的语境中,贤人遗泽,不逾百年,圣人却是千年道脉之所系。

 

汉语和汉字曾经被认为是中国落后的诸多原因之一种。因此那些激进的主张,在百馀年前被提出来,抛弃汉语,采用万国语(世界语),废除汉字,改成拼音文字。所谓走世界文字的共同道路,曾经是一项长期的国策,对于汉字的态度,是暂时保留和使用,所以才会在简化字方案明显不合理据的情况下,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去推行。

今天民众于汉字的态度与过去有根本不同,但于汉字的了解和认知,依然有限,或说我们的汉字知识,受未经论证的教条和标榜为进步的错误观念影响很大。

国学热当中,很大的部分是热在国字上,而非学字上。句读不知,惑亦不解。需要在学校中适度加入典籍。学校只有一个功能教授读书,学生学会自己读书了,就可以离开学校了。读书是一生的事情,依照自己的兴趣深入阅读,自然会找到需要的一切。

 

如果将汉字、汉语和汉文化—心理结构—思维认识方式划分出层次来,那处于表层的是意象性的视觉符号—汉字,处于中层的组织基础是汉语,而深层的便是文化心理结构。由于汉字的生成与发展受着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那么由此出发去探寻和认识中国古代的深层文化底蕴,就自然是可行的,而且是最有力的材料之一。如果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马克思语),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说文》小篆及更早的古汉字中,能找到后来各种思想观点的胚胎和萌芽。

 

《白话文运动的危机》七十万字,她基本的主张是,汉语和汉文是一个有机整体,古今一致,白话文言一体,是本书最重要的观点,本乎此,本书将百年的语言革命一一问题之展开,放在千年的背景下去考察。白话文这个小笼子,须放在汉语这个大笼中才能看清楚。中西文化上的碰撞、交流,最初和最后必然落实在语言上,而在文字上的自我毁弃,从白话文运动之初,就已经开始了。三十多年以来,我们的政治运动结束了,汉字拼音化改革宣告失败了,经济高速增长了,世界语销声匿迹了,全球化时代到来了,中国人在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产生混乱时,我们的语言文字这个最基本的认同并没有丧失,虽然大家受到的是残缺不全的母语教育。

白话文运动是一个巨大的修辞发明,它虚构了与文言的断裂,以打倒文言取而代之的口号在革命成为风尚的时代里取得了合法性。它标榜自己是一种崭新的语言和制度,许诺在这一制度下将造就和培养出大批的“新人”,以破旧立新、除旧布新的如虹气势去改造生活、建构社会,我们目睹了意识形态的胜利,也看到了生活的失败以及人性的扭曲。语言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广义的政治运动,在大百科全书的编纂中,知识建构和权力建构是密不可分的,解构的目的是想恢复历史的多元现场,追寻其本来面目,释放诸多被压抑起来的事实和材料所包含的能量,重建历史叙事的目的,当然是为当前的现实服务,是为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这个祖国美好的未来。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生逢其时,又颇具舍我其谁的实验主义魄力,成为锐不可当的学术明星。以胡适对汉语汉字的理解,于中国文化的领会,并不具备领袖群论的深度。风口浪尖上的胡适,沉著淡定,整理国故,成绩斐然,虽然没有文艺天才,作为学者有一席之地。周氏兄弟,作为白话文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也被认为是白话文运动最大的收获,但却不是白话文运动的产物,倒是章太炎的文学复古运动,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鲁迅的热诚犀利,周作人的理性冷峻,使白话文写作有了灵魂,若没有他们的传世文字,终究不过是一场热闹的人事而已。文学运动毕竟是靠实绩来论长短的。一百多年来,国人对于欧洲的文艺复兴羡慕不已,而中国的情况,总是各方面的条件凑不到一起,至今面临着文脉断绝的危险。倘若世间还有读书种子,须走出白话文运动的范围和限制,接续文脉才有希望。

言文一致和汉语欧化,是过去百年里汉语内部争议最大的两个问题,也是白话文运动的核心问题,本书围绕着诸多先贤对这两个问题的见解展开讨论,从今天的角度看,从整体汉语的立场出发,从古今一致、白话文言一体的观点出发,这两个问题都是不存在的。对于汉语来说,没有什么言文一致,也没有汉语欧化。

“修辞立其诚”这句古训出自《周易》,差不多有三千年。立诚是写作伦理的核心,是体,修辞思维是用,科举考试从唐宋的策论,改为明清的八股,代圣人立言,与个人的一己之诚已经不相干,只剩下发达的修辞思维支配下的起承转合了,这是古文的没落。诗经楚辞庄子史记陶渊明杜甫直至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感人至深者,皆出于作者之诚。反身为诚,切己方痛,言为心声,吐自肺腑,情动于衷,不能已于言,始终是第一位的。在这个诚信残旧的时代,立诚无论做人还是作文是需要勇气的。情欲信而辞欲巧,居第二位者,需避免文人做戏。没有发达的修辞思维,立诚不过是空话。修辞批评不是纯粹的技术评价,诚与否,终须要透过言辞来判别,曲径通幽,方能引人入胜。体用兼备,得心应手,方可言文行远。如若诚竭辞尽,文运之接,复何言哉?!

 

吕叔湘先生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把现代汉语归入近代汉语的范畴,而近代汉语则指唐五代以来书面汉语的连续体。这一看法是在研究了公元九世纪以来大量汉语文献基础上得出的,其语言学同行多同意或认可这个结论。它促使我们在思考白话和文言之间的断裂时采取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由此,对于白话文运动中一些长期视作当然的结论,产生了怀疑。

反思现代汉语的由来、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须重新审视白话文运动。

狭义的白话文运动,指五四时期那一场以白话替代文言为目标的文体革新运动,实乃二十世纪中国的激进思潮推动下的语言革命,它带来的影响及由此形成的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直接造成了几代中国人的母语现状。

白话文从一开始就不仅是知识建构,也是一种权力建构。所谓文化上的厚今薄古政策,实质上多为短视的功利主义行为和权势崇拜。

现代白话文的写作,只有近百年的历史,与三千年的文言文和一千年的旧白话相较,时间还太短,文体粗糙简陋,好作品少,大师少,许多入选语文课本的白话范文,经不起大家反复阅读,也经不起深入分析,人为地经典化,适足伤害教学双方,假如教师处理不当,足以败坏学生对母语的兴趣。

晚清的改良派,由于接触西方的语言和文字,开始觉得汉字繁难、文言艰深,推进切音字运动之馀,大力提倡白话文,试图把白话变成维新变法的宣传工具,办白话报传播其主张,影响力有限。黄遵宪一九〇二年《致严复信》明确提出了文体改良的意见,乏有响应者。章太炎等革命派,政治立场激进,思想和文体上守旧,坚持国粹主义,在文学上以复古为革新,驳斥所谓采用万国语(世界语)的论调。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无果而终。

辛亥革命取得了表面上的成功,革命的冲动向思想和文化领域扩展,而自唐宋以来书面语的双重格局为这一冲动提供了适当的场所,文言与白话的“对立关系”或称“统治模式”被迅速构造出来并加以颠覆,建构的目的是为了颠覆,在文本领域掀起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由少数先知先觉者在小的圈子实行起来,迅速扩至整个社会的范围。

民族国家的重建和迈向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统一国语,言文一致,被认为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前提。改造中国的巨大冲动,被少数激进者首先落实在改造书面语上。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合流,表明了事情的复杂性,语言运动旗号下的政治运动,创生出现代中国所特有的言语政治。

思想上的反叛传统,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冲动,在书面语的重建中展开,新思想和新观念带来的新气象,影响一时文风,并不能动摇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根深蒂固的习俗,牢不可破的传统和专制权力的寄生物,乔装打扮之后再次回来。白话文运动以追求多元始,以重建一元终,势有必至。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与其后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论争,是白话文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展开。五四的白话,以新文学作品,特别是教科书的编定,已经出人意料地占据了主流地位。阶级意识的觉醒,使大众成为新兴力量的源泉,向大众普及在这个时代变为向大众学习。中华民国没有能够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由于它没有行使过文化上的领导权。大众语运动之提倡,虽然没有能造就出优秀的大众语文学家和典范的文学作品,却使大众意识、新兴阶级意识得以普及,知识分子与民众的结合,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民众的语言政治,成为左右中国社会的力量。陕北偏僻一隅的延安,成为四十年代中国思想意识的重镇,新的语言政治运动的中心。

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内容大同小异,却终至于形同水火,不共戴天,正可以见出不是主义之争,而是权力之争。

新中国建立之初具有的联合政府的色彩逐渐褪去,从反右到文革,一场紧接一场的群众运动,残存的民间社会被国家主义替代,人民公社不过是秦政的“编户齐民”,生产队取代家庭成为最基本的农事单位,使个人丧失了最后的依托,仅仅成为劳动力。纲常伦理的瓦解崩溃,和“老三篇”于大公无私新墨家道德的提倡,使恶与善两极分化。儒表法里的统治事实,一朝将儒家思想的外衣剥去,便只剩下法家赤裸裸的权势真相了。封建遗毒的迅速复辟和四处蔓延,恰是在反封建口号叫得最响亮的“文革”当中。人性中恶的一面失去约束之后爆发出来,摧毁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传统中的精华,却需要长期的培育。

白话文的高度政治化,正是它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五四到文革,语言政治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推进所谓文化革命的进程。大传统的破坏者,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重估一切价值为宗旨,但这一以学术研究为基础的工作远未完成,迅速演化为党争为核心的语言政治,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文化价值和思想系统并未建立起来。

白话文运动最大的幻想在于,以为消灭了文言,就可以彻底摆脱过去的不良影响,把外国好的思想、德赛二先生译为白话,就可以得到文化上的更生了。

依照洪堡特的看法,语言本身就是世界观,语言介于人与世界之间,人必须通过自己生成的语言并使用语言去认识、把握世界。依靠翻译,一些人相信自己所采取的是西方的世界观,这或许是一种错觉和误解,语言的不透明性使世界观几乎无法进行跨语言的移植,或曰任何一种外来的价值,欲在别的语言中被接纳、生根立定,不得不依靠翻译目的语本身的创生能力。佛理的汉族特色,是汉字还是汉僧赋予的,几无以辨别。

语言与每位个人密切相关。语言基本上是习得的,在语言问题上人为的变革不是没有过,依靠政治和权力的力量,也不是没有成功过,越南、韩国、日本都有程度不同的去汉字化运动,成绩不等。国人学我们的四邻去汉字化,乃自毁长城,这场半途而废的变革中,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几代人正在为方便实用的短视行为和功利主义政策付出高昂的代价。幸而拼音化没有实行,汉字虽然遭受了无情的仓促简化,还是幸存了下来。

中国书面语的双重格局—文言白话并存已然千年,为什么要打破它?

自古以来从事汉语写作的人,没有只会白话而不通文言者。汉语是一个整体,识文断字与通文言从来是一个意思,每人掌握的程度不同而已。不必通文言也称会汉语,是现代人的偏颇定义。鲁迅和周作人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人和倡导者,但他们的文章实在不是白话文运动的产物,念古书考科举,熟稔典籍擅长文言,古典诗词修养深厚,他们写白话与吴敬梓曹雪芹写白话没有分别,这些作家身上葆有完整的语言生态,行文过程中需要文言资源,会本能地应用,这种情况延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一九四九年之后,有了彻底的不同。

百年来主张不管怎样不同,西化的趋势没有停止过它的脚步,工业科技、生活用品及风尚,直至最后剩下一个领域无法西化,就是汉语和汉字。有人认为中国没有保守主义,因为没有可以保和守的内容,我们是有的,是汉语和汉字。本书作者是汉语和汉字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

 

把汉语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思考,把百年来的语言变革运动,放在千年来汉语书面语的双重机制—文言白话并存的背景上加以考察,并且把后者的关照放在三四千年的汉语发展史上。本书重视百年来在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等各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更重视未能纳入这些学科体系的汉语使用经验,包括书面语和口语的大量实践,以文本和非文本的方式存在于复杂多彩的现实生活当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共收集民间故事一百八十七万篇,歌谣三百馀万首,谚语七百四十八万条,编印资料本三千馀种,总字数超过四十亿。尽管质量参差不齐,未可一概而论,但总体上具有无可怀疑的价值,无论语言抑或文学,远超过同时期作家文人的创作。

现代中国有两种白话文,五四白话文运动影响下的新白话和晚清小说传承的旧白话。《新青年》除了与文言你死我活之外,与鸳鸯蝴蝶派的旧白话亦势不两立,后来的大众语运动指向五四时期的“新白话”,而后“文革”前于“十七年”也是全盘否定。五四新白话,让位于五十年代的“新新白话”,及“文革”中大批判式的“新新新白话”,意识形态领域的风云变幻,使不断更迭的新语言亦难以适应,白话文运动走到这一步,具有逻辑的必然性。“文革”结束之后,读者于旧白话的发现,犹如哥伦布之于美洲,台湾香港作家在大陆的风靡,语言上“被发现”的新鲜感起了作用,在旧白话传统那里,许多读者惊讶于有一个未了解的汉语。

必须探索超出白话文运动所范围的那些语言资源,尤其是被白话文运动轻易否定的文言和旧白话,以及后来被普通话压抑的方言土语,这些被国家主义语言政治所排斥的,多是当代大部分读者所陌生的,而实际上它们亦是传统汉语和汉文的正宗和主体,只有认识到这些资源的深广,才能突破白话文运动的限制,获得比较完备的汉语和白话的总体立场,写作者将自己的文脉潜入鲜活的母语大地,血脉贯通,源远流长,取精用弘,才有可能创造出与这一语言传统相称的作品来。

白话文运动的危机,是近代中国文化危机的集中体现。其突出表征是当代的信仰、道德、知识、生活、感受和思想,与积累三千年以上的深厚传统脱节。在可衡量的标准下,这个时代的书面表达能力普遍低下,包括文学在内的当代写作,既未能从文化积累中获取足够的资源,又难以触击纷繁驳杂的现实生活的深度,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我们是谁,这是文化认同的危机!我们是一群从未有过的中国人,与六十年前相比,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世界上的安全性和影响力无疑增大了,但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

首先需问什么是中国文化危机?中国文化从何时起陷入了危机当中?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在军事、政治、外交上的系列失败,意味着中西文化交锋中的进退失据,是这一危机的突出表征。经济高速增长三十年,国力的提高,是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在中国的成就,值得我们在文化上感到满足么?六十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建设上乏有建树,不知传统文化究竟为何物,这是当前最大的危机—今天所谓文化多元的观念,并非我们依靠自身固有的文化而争得来,乃是西方文化检讨和自我批判的产物,连多元的概念也是西方所赠予。从这一危机丛生的可疑之地出发,寻找已经丢失和被遮蔽的中国文化,在汉字和汉语中,还能够辨认出感到陌生的祖居么?即使在反思自身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之间联系的时候,似乎也不能完全摆脱西方文化的指引,我们早已成为故乡的陌生人。

 

谦谦君子德,磬折欲何求?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世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先民谁不死,知命复何忧?

 

白话文运动被这样几种强势思潮影响和左右:民粹主义,全盘西化,权力至上,全能主义的语言政治,国家主义的社会动员,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合力作用的结果,终使白话文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

本维尼斯特认为:“语言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人类并没有制造语言。”“人在语言中并通过语言自立为主体。”工具主义的语言观,乃是对语言的自大和对自身的误解。视语言为动员民众的工具,改革社会的利器,权力斗争的武库,以及交流信息的手段,功利主义的态度和实用主义的目标,在这场语言运动中贯彻始终。

白话文假若真的想自立,应当依靠典范的白话文学作品,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未立己而先树敌,未成立而先破坏,诋毁文言的负面作用是明显的。今时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文言文普遍没有阅读能力,连过去的蒙童都比不上,这在历史上可说是前所未有,从前识字率低,但文盲和识文断字之间界限清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时下几乎全民识字,拿段古文给专业而外的硕博之士,未必能点断得出来。

在文化认同上缺乏归依,未知安身立命之所在,那曾经数千年绵延不绝的传统,仿佛与今人不相关。在古代历史、古典文学、古代汉语等学科那里,更多的是专业化的知识,即便读得懂古书,也趋于把它们仅仅作为典籍之研究,与自己的生活、思想、情感和个人成长缺乏联系。我们文学研究的传统还在,文学创作的传统已失!

白话文的建树,客观而论成绩有限,鲁迅、周作人以及毛泽东的文章,是白话文章的典范。毛泽东是语言政治的天才,在祸深寇急的时代立于潮头,他的全部表述构成一个巨大的修辞发明,依靠笔杆子与枪杆子,在二十世纪各种势力中问鼎中原,这是语言政治的胜利。在打通中西,弥合古今方面毛泽东无人可及,他随心所欲出入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古代中国的墨法儒道之间,以他的话来说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一九四九年之前,致力于以知识建构权力,后来使用权力对异己直接批判,君位之上读用《韩非子》,晚年的评法批儒,为秦始皇翻案,实为中国政治智慧的终结者所能作出的惊世骇俗之举。墨家大贤,舍身忘我,日夜苦行,以救世为己任。毛氏出身农家,饱读诗书,笃实力行,满门烈士,虽百折而不挠,终克其功,墨子在世,不过如此。君权君位,初非其所期,然德高望重,却使其孤立于众元勋之上,而终臣服于绝对权力之下,成为南面之术之信徒而失察,与秦始皇辉映古今,秦头楚尾,成为中国历史的上下联,至此而后,历史下一步会自己开出新篇章吗?

打破白话文运动的神话,走出其意识形态话语空间,个人的写作伦理才能建立。下笔为文,首先要言之有物,其次要言之有序,立诚达意,公之于众,期望影响他人,不惜祸及梨枣,刊刻成书,总为流传后世。暂不言社会责任,起码要承担起语言文字的责任。写作是个人行为,且是主动行为,文章质量,源于作者个人的自律和自我期许。为稻粱谋,虽不必回避,却亦不值得夸耀。庖丁解牛,技近乎道,才是真境界。这个意义上讲,写作是英雄的事业,没有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志向和与之相称的才华不宜从事。文如其人是残酷的判决,以文传世等于以己示众,美丑妍媸显辨。谚曰:“骑奇马,弓长张,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单戈力战;伪为人,龙衣袭,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赶边,合手擒拿……”

是白话文运动出了问题,不明就里的人质疑汉语,怀疑甚至否定汉语的表现力,不惜以此夸耀白话文运动的正当性。为了维护现代开端的成就,宁肯牺牲历史和未来,这是现代人的偏执。不宜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的成绩夸大过甚,那不过是一种仓促之间的应对之策罢。如若想以此一百年否定过去的三千年,有问题的肯定是这一百年,或说是看待这百年的眼光有了问题,而不会是那数千年。拯救汉语的说法过于自大,与当年改造汉语仍然同样的思路,表征了这一危机的深度。

“汉语殖民地化”“汉语自我次殖民化”的说法没有冤屈白话文运动。“因为它并不是殖民主义势力强加于我们头上的,而是国人之中有一部分人崇洋心理所造成的自觉的行为,把它称之为‘自我殖民地化’也许更恰如其分一些。”(董乐山语)近代以来,国人的心态是宁肯认为中国文化、汉语出了问题,也不承认自身存在误区,这是担当不起责任者的做法和说法。检讨自己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传统才是应该做的,我们的行为能配得上我们的传统么?我们只有汉语和汉字,传统已被丢得只剩下汉文了,连汉文也差点丢掉,是书面汉语不肯抛弃我们,而不是我们舍不得它。汉语的智慧和汉语的生殖力,远远大过我们的想象,在失败中的自觉即维护汉语,世上唯一的统一多元的汉语。

 

本书提倡修辞批评,致力于揭示白话文运动的意识形态本质,但本文并不是反对白话文。这一运动的初衷是提倡白话文,其结果却损毁了白话文。重新认识白话文的第一步,须先替文言真正平反。鲁迅著《孔乙己》《阿Q正传》以白话,写《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用文言,毛泽东写老三篇用白话,寄蔡元培蓝公武信以文言,钱锺书写《围城》用白话,著《管锥编》以文言,张荫麟著《中国史纲》以白话,为该书献词乃骈文,鱼与熊掌罢,不好的是将此置于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想法与做法。为文言平反,不是反对白话,而是有进益于白话,促白话的成长。白话的发达、成熟、伟大不必以文言的没落衰朽为前提,几部典范的白话小说写出来,不是倾覆庄骚史记,是以此明证能与后者比肩而立。

就掌握白话、文言的一般情况而言,前者易而后者难,国家的教育政策当应先易后难而循序渐进,不可舍难就易而自甘浅陋,养成国民智力上的懒惰习惯和文字上的粗糙品位。应积极鼓励学有馀力的人,在领悟书面语上知难而进。

科举制度于文言的传播,功不可没,废除科举之后,本当以“整理国故”之类的事业,为习文言者提供动力和出路。一九四九年之前,去古未远,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尚有限,旧学的积累以及社会习俗,共同养育比较正常的汉语语境,写作者的语言资源丰富,可以多方借鉴,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锺书、沈从文、废名、李长之、李健吾、老舍、曹禺、张恨水、张爱玲、胡兰成、赵树理、穆旦、汪曾祺等,各有千秋,既通古文,亦通外文,传世文字,多姿多彩,皆有所成就。这一正常的个人体悟语言文字的生态环境,一九四九年之后,因观念上的“文言歧视”愈演愈烈而大为改观。今时事写作的人,普遍没有受过三百篇楚辞之类熏陶,班马未窥,何论骈俪,头脑里缺失古人只言片语,下笔时尽享广播电视报纸之陈词滥调,以及为应付高考作文阅卷者的刻意逢迎,普通民众如此,职业作家概莫能外,汉语之厄,未有以今日为盛者也!由于白话文运动的偏颇之见,制造了文言百年的冤案,就三千年的文言辉煌历史来说,即使当代无一文之增,无损其伟大与浩瀚,但几代国人却因此而止于仅仅会白话而沾沾自喜,以燕雀之志为荣。

白话文运动的危机,恰是汉语的生机。

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当中,文化的延续,艺术的生发,文体自身的发达和演变,特别是于文字技巧的高度追求,作家个人性情的吟咏,个人精神上成长和自娱,于专制权力的反抗和社会丑象的批判,是深入民族灵魂的文学基调。

新文学载道的意识畸形发展,所谓为工农兵服务,为国家主义的政治服务,为当下的政策服务。新文学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就自觉充当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工具,并服务于这份政治。

现代国家的建立,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似乎是近代以来最大的政治。但是在此之上,也还有更大的政治,它包涵两层含义,其一,四五千年中国文明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其二,每一位生存的中国人自身的自由和幸福。古人云,道不远人,人能弘道。先贤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国家主义的政治如若不能成为民族文化复兴、个人自由实现的途径,它就失去了合法性。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也。国家存亡之秋,迫于当时的危急形势,少数革命者宁肯牺牲个人生命,不惜主张为种业而放弃文化,废除汉字文言,他们是真的革命,真的叛逆。然而汉字和汉文却是国人世代生存的依托,犹如国土与家园,汉字不能改,文言岂能丢,古代文献是以汉字文言写就,是汉语、汉字、汉文造就了中国人,并不需要什么理论上的依据或者别的道理。

二十一世纪的国人,可以勿论二十世纪的思想斗争与文化冲突,但有权利接受全面、完整的书面汉语教育,以便理解自己的母语,如此,在写作和表达之时才能拣择和取舍,白话文运动不能剥夺—哪怕是部分地剥夺读者和写作者这一权利。

“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便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借于旧传统者是多么的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礼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最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所以言平等则附会于墨子兼爱,言自由则附会于庄生逍遥,言民约则附会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外来的新价值,引入的新观念,需要接生在旧的枝条上。

白话文运动在创立之初,主张尽管激进,口号慑人,动辄除旧布新,仿佛一切可以推倒重新来过,但所从事的实际工作,往往以嫁接为多,胡适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意义”的一部分,是清醒而有远见的。但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却把白话文的激进主张落实为事实,在不知传统为何物的状况下,想西化亦无从化起。母语和外语之间,在学习和掌握上不仅不妨碍,反而能够彼此促进,没有语言能力的人,丧失了学习语言最佳时机的人,学会哪种语言都是困难的。

西方的知识分类体系和价值标准,须与中国旧有的系统加以比照才能够有效地取舍。全球化的形势,不在于外来力量的咄咄逼人,而是面对国际资本压力的时候,我们是否失去了文化上的依托,嫁接无缘,乃因本我的根枝被剪除了。拼音化汉字并没有实行,但早已提前以拼音的眼光看待汉字,以外国人的眼光看待汉语,这是不可理喻的,但确实是事实,且构成了现代汉语的语义前提。

民族的思想语言和制度密不可分,中国的西化体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且莫名其妙事物,白话文已费力将自身连根拔起,欲远走高飞而不能,深入泥土融入大荒又不甘,或不愿,亦或不能。

 

本书的写作,从构思之日起,已深深卷入这一未经反思的西化体制之中。作者力争打破学科的限制,站在整体汉语的立场上,在近二十年来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史实,形成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尽量客观公正地看待百年来白话文运动的成绩,以哪咤剔骨还父析肉还母的精神质疑白话文。如今把这一质疑本身形成白话文,实不知是在建构本书的解构,还是解构本书的建构。本人深知自我学养有限,既没有坚实的小学基础与国学功底,又缺乏严格的西学训练。然既与语言文字打交道,白话文的问题实不容回避,亦无处藏身,它早已与你我生存深度相关,汉语的问题,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纠缠一处,如果能够独立思考,不得不思考此首要问题,假若要写作,不得不尝试去面对和解决这一问题。

白话文运动正在经历着作者自身能感受到的危机,本人把此文献给一切有同样危机感受的人。百年来所有参与或被卷入这一运动的文本,皆是本书的材料,行文过程中的语言表述和思维方式的局限,也是本书作者日常省思的对象。现代书面汉语是怎么来的,它能够说清楚自己的来历么?在当下的口语和古今一致的整体汉语的背景下,白话文能否彻底地认清自己的处境?本书的写作从构思至成题、答辩,之后又有深入修改,历时五年,操斧伐柯,能走多远,不得而知,可以肯定,不是本书的着力处,而是本书的缺陷,向读者昭示了白话文运动的危机。

 

(注脚见原刊,本文刊于《诗书画》杂志2016年第1期[总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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