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名著译丛”背后的故事 ——暨忆与黄专先生合作之点滴

鲍静静

 

二〇一二年,正与时任银川当代美术馆执行馆长的吕澎老师合作出版他主编的“银川当代美术馆·文明的维度”丛书。有一次,吕澎老师提到了“二十世纪西方艺术史经典译丛”这套书,并问我商务印书馆有没有兴趣做。

当时总馆也正要求我们创建符合上海特色的新产品线。我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荟萃了西方哲学、历史、经济等各社科领域的世界经典著作六百多种,但在艺术类图书的引译和出版上是短板。而商务印书馆在美术与美术史的传承与推介上其实素有传统。早在一百多年前的建馆初期,就曾孕育出像油画家颜文梁、国画大师黄宾虹、书画家吴待秋、黄葆钺、动画鼻祖万籁鸣等这样的美术名家。一九四〇年就引介出版了加拿大学者福开森编撰的图文并茂的豪华巨制——十卷本《中国艺术综览》。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就萌生了进一步开拓艺术类产品线的想法。二〇一三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吕澎老师和我相约来到杭州,并在西湖边的一个环境幽雅的茶室见到了OCAT北京馆执行馆长黄专老师,当时他正在积极推进“二十世纪西方艺术史经典译丛”的翻译出版工作,并已经接洽过北京的几个文化公司。

那是一个闷热的下午,我已经忘记了茶馆的名字,但仍然依稀记得,长长的落地窗外摆满了绿意盎然的盆景。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寒暄,互相介绍后,马上就直奔主题,并很快达成了一致。黄专老师表示,“二十世纪西方艺术史经典译丛”由国内艺术史名家范景中先生担任主编并把关遴选书目,并在商务印书馆这么一个学术出版重镇出版是最合适的,因为这是一套艺术史学史的书,既完全符合商务的学术传统,又能保证出版的品质。而对我们商务印书馆来说,要进入一个几乎全新的领域,从自己最擅长的学术著作的译介开始,一定是最有把握的。

有了这个共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开诚布公地交流执行下去所将面临的困难。我们谈到了物色合适的译者,谈到了资金问题,谈到了合作的模式……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我们把我原先设想的几个合作方案都讨论了一遍,然后黄老师谈到与何香凝美术馆合作的可能性。他强调,何香凝美术馆是一个兼具历史性和时代感的国家级美术馆,向有整理、保存和推介重要艺术史文献的传统,和商务印书馆的学术传统和品牌完全相符,并表示他会积极推进这个合作……

这是我第一次见黄专老师,他的声音不高,语速也不快,但他的思维很敏捷,我每提到一个细节,他都是很快地做出反馈。第一次见他,我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他非常尊重范老师,每次提到范老师,都会娓娓细述他在学术上的各种建树,显然,对于刚试图迈入艺术史出版领域的我而言,这也是一种普及;第二,他非常尊重学术,每次谈到商务,他都充满称赞、认同和信任。

也是在那一天,在西湖边一个雅静的饭店里,见到了范老师、深圳画院的严善錞老师和《诗书画》主编寒碧老师。

有了杭州的初次接触和共识,我们很快开始着手推进这套丛书的出版。说实话,尽管在杭州初次交谈,我们在很多理念和细节上都相对吻合,但这个项目的设定相对庞大:计划在五年中出版包括瓦尔堡、潘诺夫斯基、贡布里希、哈斯克尔、弗里德伦德尔、扎克斯尔、温德、库尔茨等在内的世界最著名艺术史家的艺术史学研究经典论著五十种,其中不乏贡布里希的《瓦尔堡思想传记》、哈斯克尔的《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书目中的大部分都需要解决外版版权和寻找译者,而且在图书市场相对萧条的背景下,要做那么大体量的学术书,又是研究水平相对薄弱、读者群体相对狭窄的艺术史学史领域,可以说困难重重(我想这也是黄老师最初和蜜蜂出版人或其他出版社合作时面临的困难和过程之所以曲折的原因),所以对于是否能快速推进这个项目,我心中并没有把握。

很快,黄老师那里传来了好消息:何香凝美术馆愿意与我们合作!由我们负责丛书的出版事宜,他们来提供译者稿酬和购买外版版权的费用。那是令人振奋的一刻,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无须再为资金担忧,只需在学术上执行下去。黄老师曾说:“商务印书馆有着翻译世界名著的传统,能拓展艺术史领域的翻译,是件标志性的重大事件,这不仅表明了商务学术布局的重大变化,也表明艺术史在中国人文学科翻译史上真正开始占有一席之地。另外,商务与何香凝美术馆这一国家美术馆以及中国艺术史界一流学者展开这项长期合作项目也表明了这家历史悠久的学术出版社开放做学术的姿态,为中国学术出版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这是商务印书馆、何香凝美术馆和一流学者之间的强强联合、共同为学术做出努力和贡献。我想,当初一定也正是他的这种大视野和对学术的尊重与执着说服了何香凝美术馆投入到这个项目中来。也正是他那务实的作风,才使得这个项目快速得到了推进。

十一月我们一起在北京见了我馆分管上海分馆的陈小文副总编辑。那次见面,主要是跟陈总谈了这套书的进展,以及和何香凝美术馆的合作初识。陈总主持了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项目多年,他对这套书非常重视,不仅肯定了做这套书对艺术史学科建设和在商务出版这套书的意义,并表示一定参加随后举行的第一次编辑会议。也正是那一次,在饭桌上,他不断喝水,我才知道他曾经病得很重,动过手术,无法正常分泌唾液……

在黄专老师的共同推进下,我们很快就和何香凝美术馆签订了正式的合作协议,并开始联系外版版权;对于已经进入公版领域或者已经获得作者授权的书,则开始联系译者;有少数几本书,甚至已有译者在没有落实版权的情况下开始翻译。万事开头难,而我们这套丛书,似乎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这时我提出了我的顾虑:那么多译者,几乎都从来没和商务合作过,译文的体例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黄老师虽然平时并不做翻译,但马上意识到这一点对整套译丛质量的重要性,他说,既然是商务来出这套丛书,那就一定要是一流的。于是在他的倡议和张罗下,我们于二〇一四年四月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举行了“二十世纪西方艺术史经典译丛”(后来因考虑到把非西方的艺术史经典著作也纳入进来,与主编商量后,改名为“艺术史名著译丛”)第一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西方艺术史国内译介现状、丛书选目、译丛得翻译体例和翻译中常见问题。这次会议也进一步奠定了商务印书馆与何香凝美术馆的合作基础。

从项目正式启动到二〇一五年十月第一批两本译著《论艺术与鉴赏》(马克斯· J.弗里德伦德尔著,邵宏译)、 《美术学院的历史》(尼古拉斯·佩夫斯纳著,陈平译)的推出,其间有很多细节,从开本、版式、封面的设计到其后的首发式,每当我求助黄专老师或征求他意见,他都会提出他的建议和看法,甚至还推荐《世界3》的设计师给我。每一次来上海,他都会约上我一起去范老师家,跟范老师汇报丛书的进展情况;而范老师除了不厌其烦地听我们说,也是亲自关心每一本书的翻译进程,亲自打电话催问译者,或是亲自找合适的校译者,并要求增加校订环节以保证译文质量,最后又亲自确认封面的定稿。在与两位老师的交往过程中,我除了感受到他们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次次感受到他们对这套书的重视,更是深深感受到做这套书的压力:不把这套书做好,实在是对不起他们对商务的信任和对我的百般帮助和鼓励!

确实,在和黄老师认识的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他说得最多的,就是对我的肯定和鼓励。记得有一次他来上海,住在锦江饭店,去看范老师之前我们先去附近的一家面馆吃点东西,其间我提到了译稿的质量和交稿不准时问题,提出了对五年出版五十种的担忧和焦虑,他居然很轻描淡写地对我说:译者拖拉很正常,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五年能出版二十种,我们就已经达到目标了……

遗憾的是,在我们赶工编辑和出版首批两本译著期间,得到了黄老师生病入院手术的消息。二〇一五年十一月,我们在北京总馆举行了“艺术史名著译丛”第二次会议,即首次出版座谈会。作为这套丛书的学术策划人和最主要推进者的黄专老师,虽然一起拟定了会议主题和邀请名单,却因病无法前来。开会前几天,他还对我说,很想来,但术后还没恢复好,看来是来不了了。言谈间,透露着浓浓的遗憾。他虽然没能亲自来北京参加会议,但一直仍坚持为其后的图书推广、广告等出谋划策。我告诉他,这套书首批两本一经推出,就获得了圈内专家从内容到形式上的一致肯定,说“商务不做则已,一做就是一个大手笔”。他当时也已经收到了这两本书听了后非常高兴。记得当年他正好是AAC艺术中国年度评选的轮值主席,他还兴奋地和我说,一定会极力推荐我们这套书 (该套丛书也确实在他的推荐下获得二〇一六年第十届AAC年度艺术类出版物最终提名奖)。这段时间,我们联系得不算多,一般多用微信联系。在字里行间,我似乎从来都没感觉到他身体的虚弱。他总是以一种很正面积极的口吻和我交谈着,继续肯定这套书出版的意义和鼓励我继续前行。

那一年我在深圳过春节,就约着他的学生、何香凝美术馆负责学术出版的立华一起从深圳出发去广州看他。到了广州,我们又和广美的邵宏老师(丛书副主编)和郭伟其老师会合,一同前往他家。直到见到他的那一刻,我才明白,他病得有多厉害。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应该是连说话都很辛苦的。但当时我们在他家待了好几个小时,他精神很好,一直在和我们谈这套书,聊艺术史翻译的现状,一次次强调做这套书以及做好它的重要性……

作为北京OCAT的筹建者和执行馆长,他曾不止一次地跟我提及他建立OCAT的理念和该研究中心主要宗旨。在“艺术史名著译丛”之外,他还决定以OCAT的名义和商务合作出版一套“OCAT艺术与思想丛书”,并给了我三年的出版计划。

在我印象中,他就是这样一位非常重视学术研究和出版的学者,而且他为人真诚,我想这些在艺术史的学术圈内应该是得到一致公认的,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学者和艺术家在他走了之后发文或通过展览等方式深情地缅怀他。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即将出版一本由范景中老师主编的研究文集《艺术及其历史》,这是一本由范老师发起、由OCAT资助出版的献给黄老师的书,是对黄老师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缅怀,近二十位国内外著名中国艺术史学者参与了这次有影响力的艺术史学术活动,他们不仅以各自的文章展现了其在艺术史或艺术哲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以不同的方式在文章中纪念着黄专老师……

今年上半年,丛书中的《艺术批评史》(廖内洛·文杜里著,邵宏译)、《美术史的实践和方法问题》(奥托·帕希特著,薛墨译)、《造假——艺术与伪造的权术》(伊恩·海伍德著,殷凌云等译)三本新书已出版;《瓦尔堡思想传记》(E. H.贡布里希著,李本正译)、《历史及其图像——艺术及对往昔的阐释》(弗朗西斯·哈斯克尔著,孔令伟译)、《乔托的几何学遗产——科学革命前夕的美术与科学》(小塞缪尔·埃杰顿著,杨贤宗等译)也即将于下月问世。忙忙碌碌间,我们与何香凝美术馆的合作也已经走过了三个年头,并即将共同举行“艺术史名著译丛”第三次会议暨六本新书的首发式。可黄专老师却已经静静地离开了我们,再也无法见证这一切……

正如他在《诀别的话》中所言:死亡只是一种金蝉脱壳……我想,他一定仍在用另一种方式关注着他生前极力推进的艺术史学术出版。而我们,也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待,继续推出更多艺术史名著,为中国学术界的艺术史研究奠定全面、坚实的理论基石尽上一份薄力。

 

(刊于《诗书画》杂志2017年第4期[总第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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